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一
　　大约30年前，我在评述周立波、周健明的长篇小说的论著《土地与农民的史诗》中，曾这么写道：
　　《柳林前传》好就好在其成书之日，农村的经济改革只是在萌动之中，人们尚在探讨、摸索，而它则揭示了这一改革的必然性。
　　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唯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柳林前传》就是写的这一摸索过程，并没有草率地作出结论。它甚至没有写到专业户。当日，它们亦不曾产生，但我们分明已看到产生它们的可能性。
　　而我今天读到了已经完成的《柳林后传》，则已经写到了专业户，乃至万元户，而且，还有乡办的柳林综合厂，股份制的柳林代收店等一系列的新生事物，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中，重新焕发生机的中国农村出现的众多可喜现象，是开放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必然，当然，更是挣脱了封建专制、历史束缚的个体走向自主发展的必然。一旦我们遵守市场规律，解放生产力，坚定不移地推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中国农村必是无限光明的前景。
　　然而，商品经济也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匣子，同样会释放出这样那样的恶魔与毒菌来。亚当斯密在写出了《国富论》为市场经济正名时，却用更多的精力，几次再版了他的《道德情操论》，担心人们的无限膨胀的物欲，最终会摧毁人的道德伦理的底线，其后果则不堪设想。
　　我在《来自历史深处的双重的清醒》一文中提到：
　　双重的清醒，一重是对金本位造成人的异化的警惕，这一条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另一重，则是对金本位的批判中，有可能造成权本位的返潮，倒退到人的依附性上面，这一条，却是乡土文学中尚未意识到多少的
　　正如我所期盼的，《柳林后传》进一步加大了这双重的清醒。
　　其时，后传不曾完成，只是发表了前边的8章，但是，在《柳林后传》当时已发表的题名为下桩宴的一章，在罗富庭之类旧式腐败、极权分子基本退出舞台之后，作为异化负面的代表人物，已不再是逃亡的犯罪分子，文革余孽或别的什么下三滥的角色，而是堂堂正正的党的干部、厂长、主任、经理之类，他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不仅有权力的光环，更有暴富的基础。这类人物的出场，给人们的警示意义更大，作为艺术形象而言，也更多姿多彩。
　　在《下桩宴》这章，浓笔重彩写了作为厂长的刘斌，如何苦心钻营、以孔方兄开路，力图摆脱杨青林，避免自己在厂里聚敛不义之财的贪腐阴谋暴露，也为日后更加疯狂地占有国有资产及劳动人民血汗未雨绸缪。
　　于是，他不顾春耕大忙，竟从第一线上牵来了一头牛，好办一桌体面的酒席只因厨师一句话，没有牛百叶算不上一席大宴！而办好一席酒宴，他则可落个真有才干的美名，并借这席酒宴，给杨青林插一杠子，更为自己摆脱杨青林而下桩让县工业接管厂子，表面是冠冕堂皇的招安，实际是避险。
　　好一个《下桩宴》，无论从场面描写，心理描写，到人物关系，金钱关系的揭露，都丝丝入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但同时更显示了作者双重的清醒。
　　在现在发表的后几章中，刘斌等的阴谋果然得逞了，柳林综合厂竟名正言顺被县工业局接管了。这似乎是被政府招安了，但众所周知，后来的大规模的敛财，暴富与贪腐，不正是在名义上的国营，实质上的垄断、专权下发生的么？全民所有人人所有，实际上是大而化之，谁都无权监管，国有成了贪官所有，鱼肉百姓，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与市场规律。
　　《柳林后传》的高明之处，还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了另一个柳林代收店的异曲同工的遭遇。
　　当这个代收店办得红红火火，为农产品打开了一条条销路，盘活了农村经济，上面却派来了工作组，要查封、取缔这个代收店，上面派来的工作队长张勇气壮如牛，称这个代收店搞得供销社形同虚设了，从而干扰了国营企业，破坏了经济管理条例，强行贴上封条，派人把住大门与路口，不许农民委托代收店销售农产品，自己仗着国营老大，不去找销路，坐吃山空，吃甩手饭，却不允许他人找出路、活路，这自然是极左的遗患，这个张勇本也是极左的打手，文革中就逼死过农村的铁姑娘，劣迹斑斑，做这号事自是轻车熟路。幸而群众觉悟高，连当年追随他左过的部下都幡然醒悟，这番闹剧也就草草收场，成了笑话。
　　两个乡办企业，不同的命运，后者，左的借尸还魂，人们不难识破，所以也无法得逞。但前者的冠冕堂皇，却不见谁能一下子看透的，况且，升格为国家企业，对不少人颇具诱惑力了，企业升格了，工资也有保证，直到今天，也还是向往的目标。
　　从下桩宴到封代收店，两桩事件的对比，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读到这里，我思索了很久，毕竟，形象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很多，美学上有立象以尽意之说，也就是讲，形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要剖析形象及其背后一切，思维甚至都为之苍白。
　　二
　　诚然，乡村也在变化，如前传中颇有典型意义的冷满爹、凹花生，在改革中变了一个人，后传中更承包了别人不敢承包的，看上去没收益的内湖，动手改造，投下鱼苗，竟一举成了万元户。而在不少地方，乡镇企业更发展为民营企业的巨无霸，跻身于世界五百强，当然，还有史无前例的取消农业税、土地自由流转等政策出台
　　但是，如张斌之类，也许在未被揭发前已成了什么委员、代表、什么长，甚至已经富得流油，罗富庭或许也会看到机会实际上提供这类人的机会也太多了，从而东山再起，重新洗白事实上，后传中，海外的黑社会成员，也已堂而皇之地变成大腹便便的林经理，宵小之徒不时又能得意张狂，各种畸型人物粉墨登场，甚至不惜锉穿船底搞谋杀后传分明也看到了这些有可能发现的苗头，但无法预见今日的可怕贪腐。
　　后传给我们展示的仅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乡村、湖区，但如一位伟人所说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胜利，为我们或多或少地揭示出历史的进程：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或者俱分进化，一进一退如同章太炎所说，科学技术与道德文化的进步，未必是同步的，亦可能一进一退，科学的发展甚至会造成道德沦丧。
　　从《柳林后传》，回溯到前传，再往前，则是《湖边》，还有其父亲、文学大师的《山乡巨变》，虽说一是湖区，一是山乡，但同样是农村，愈往前追溯，父子二人笔下的农村，是何等地清秀、明丽、柔情百结，笔下更是如诗如画，引人入胜，一幅幅皆是田园牧歌的美好景象。
　　即便是《柳林后传》的开篇，无论是乡村的情景描写、村姑的心理刻画，乃至作者的情感抒发，都美不胜收，如惠兰择偶，人品至上，又如黄菊儿坠入情网，入魔了，也凭添几分可爱与质朴。当然，从前传延续来的朱冬秀与李小娟一波九折的爱情，以及丽君对杨青林的一往情深，这些，展开的都是乡村一幕幕至纯至美的爱情诗篇，令人沉醉，令人向往，未有半点尘世的污染。
　　然而，后传无疑也是一曲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挽歌，甚至是最后的挽歌。
　　进入第二章，县城，仅仅是县城，那种杂乱无章，那种乌烟瘴气，那种鱼龙混杂，就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让人联想到狄更斯笔下刚刚工业化的英国城市的混乱、堕落与令人窒息的空气莫非，这也是一种必然，必然付出的代价？
　　的确，这么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生态环境的代价，道德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是否太大了？
　　在后传中，已经有了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有了相应的情节与场景，如关于湖区的蛇与生态平衡问题的讨论，虽说是农民朴素的生存观念，但不失为一大亮点，在当时，不可能就此深化下去，而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此。
　　三
　　文学是人学，是美学，也是情感学，在上一节的历史批评后，我们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原，进行美学的评述，超越功利，也超越伦理判断，发掘其美的内涵。
　　而我们在这里当沿着生态的美说下去。
　　30年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令人炫目，高楼大厦甚至进入了三、四线的城市。乡村也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有了不少群居的镇落但是，空巢老人，留守的妇女与留守儿童，则在失去亲情的环境下，发生了种种过去未可料及的悲剧，这更是一种生态，即社会生态，第二生态。
　　其实，第一生态与第二生态是分不开的。
　　没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也就会是不正常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化？
　　这应该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下的城市化，如世界上评比的花园城市，又如我们说过的森林城市、水乡城市、田园城市。我记得一位艺术家说过，真正的艺术，是不知道艺术在哪里终结，自然从哪里开始，自然与艺术浑然一体。
　　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城市，是不知道城市在哪里终结，乡村从哪里开始，或者说，城市艺术在哪终结，自然村落从哪里开始，城市与乡村浑然一体。
　　柳林这样一个湖区，今天该会怎么城市化？水上人家大都早已迁上了岸，退垸还湖一直在进行中，如果一切正常，《柳林后传》第一章中，惠兰执意去喂湖鸭，而碧波荡漾中，湖鸭们戏水，扑打，又是一幅怎样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情景，我也写过牧鸭人的小说，内中韵味无穷而这一切，今天还会有么？会仅仅在集约化、机械化状态下喂鸭么？
　　这还在其次，年轻人的生活，谈情说爱、嬉戏嬲打，你追我赶，抑或含而不露、欲言又止如同一章写的，明明走到了心上人的身边，却又怯步了，换上了另一句：我从这里路过，采几朵野花读到此，实在让人忍俊不住。
　　这种情感的含蓄，无疑更是一种美。
　　与这些相比，包括提到的几对年轻人，还有陈良桂，水中救起柳枝儿等等，作者对他们的爱慕、爱怜跃然纸上，人间毕竟有真情在，爱情与婚姻是不可割裂的。但在书中，还有另一类爱情，由于被权力，尤其是金钱的污染，某些人物的所谓爱情，则污秽不堪。如吴智对准岳父的揭发，使恋人受刺激入了精神病院，又在教授夫人罗富庭前妻的帮助下，盗窃了准岳父的学术成果，又如把身体当作敛财机器、做假照片弄巧成拙的王玲书中也写了好几对。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已不足以概括当下连灵魂都可以出卖的商品化进程。作者异为敏感地捕捉到了30年前俱分进退中的另一面，人心不古，孔方兄肆虐，腐败几乎不可遏止，正在登峰造极。如果我们把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认为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免的一面并使其合法化，那么，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还复存在么。
　　当年的评论言犹在耳：
　　从《暴风骤雨》到《柳林》系列，无疑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封建宗法关系的批判与对普遍异化的警惕与执着的历史进步的追求；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美好的理想人的独立性与个性自由的获得与严峻的现实之间充满悲剧性的冲突，表现出一种温厚的、历史的而不只是拘于道德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人的尊严、审美情趣以及自然生态的向往，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历史与现实中的假、丑、恶以及可悲的人的依附，还有物化的种种负面现象。
　　显然，不曾过时。而且还远不够力度。
　　无论从历史主义的批评，还是在美学高度上审视，我们重读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无疑有了一个更大的时代的参照系，却引发了更痛彻心扉的思虑，当我们一再去追问这是为什么时，我们能否找到答案，尤其是真正的答案？
　　这几年来，以现实题材的乡村小说，似乎远不及即时反映乡村当下现状的纪实作品的影响，以梁鸿为代表的长篇社会纪实《中国在梁庄》引起的反响迄今仍在发酵。一大批同类的社会调查、纪实文学、乡情报告之类，遍及出版物、刊物、网络及微信，让上上下下比过去更严重地关注起了农村的当下，从中了解到更多的现实问题、社会差异，也唤起了人们的良知。也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参照系下，改革刚刚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是怎样的？当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有怎样的隐患与欠缺，对比今天，哪些前进了，哪些倒退了，哪些坚守了，哪些放弃了，甚至哪些失去了、破坏了，是否一去不复返了，我想，《柳林后传》以及整个系列（含《柳林前传》）正是提供了最鲜明、也最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可以说，当下与历史、《中国在梁庄》与《柳林》系列，农村中自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几代农民，农民工与留守者，他们才真正体现出中国这几十年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才堪称周立波所题的书名《山乡巨变》。但显然，这种演变，与他理想的巨变已经有太多的不同，甚至多少有些变质了，这每每是令我们所扼腕的，但一切，套用一句老话，每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今日再版《柳林前传》与《柳林后传》意义就在这里了，它不仅仅拘于文学、美学的学科理论上，更在于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人道、人性的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