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民谣音乐兴起的批判与思考

　　对中国民谣音乐兴起的批判与思考  　民谣音乐是众多音乐流派中的一支，由于其简单、纯粹、朴素自然的同时具有极强的现实感染力，是最为亲近大众的音乐形式之一，在当下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十分流行，呈现出显著的大众文化特性，因此成为批判的对象之一[1]。
　　中国的历史上从《诗经》开始就有诗歌民谣就反映百姓的日常生活，对某些不良现象进行揭露、讽刺，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近代的校园民谣作为一种清新悠扬的音乐形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盛极一时，之后迅速衰落并逐渐被遗忘。21世纪，继承了校园民谣、城市民谣和新民歌运动的新民谣兴起，叙述个人生活、爱情和烦恼等日常化的、去政治的内容引发了大批青年的簇拥，民谣音乐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和选秀节目进入公共视野，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民谣在词义上与古典艺术等精英文化是对立的，代表了大规模的草根阶层的理想和期待，其在与精英文化的博弈中不断上升和进步，呈现出今日的繁荣景象。而今天传播媒介的市场化、文化的商品化使大众文化泛滥，权力政治与资本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和市场已经成为音乐创作和消费的内在规律，深深影响了音乐的题材、创作和消费方式的选择。民谣音乐作为文化产品必须包装成商品以进入市场的交换领域，与权力政治和资本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其原生的批判性。
　　（一）技术的倒退与内容的错位
　　新民谣有别于其它的流行音乐类型。题材上既有个人烦恼也有社会矛盾，含有地方音乐、民间歌谣等元素。新民谣普遍不处理嗓音也不关注演唱技巧，在制作方面往往只是一把吉他，连公开的版本也很少经过复杂的编曲；与观众形成互动成为了民谣表演核心，也是新民谣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民谣表达了人们真实的内在情感，甚至也传递出一种来自于社会结构性变动的普遍感受[2]。
　　目前，中国的音乐行业中缺少好的编曲、乐手，更缺制作人、录音师和混音师等，这个缺乏就造成了音乐制作变成了减分的过程，而逐渐受大众欢迎的民谣音乐往往对这些技术的要求不高，这就造成了高级音乐制作的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在内容上民谣对于社会问题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抵抗往往只停留在姿态上，民谣音乐倾向用戏谑的语言或者神秘化的手法，仅对问题表现出无奈，往往与其面临的矛盾达成妥协。
　　（二）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特点
　　以校园版《南山南》为例，尽管每个参与其中的高校学生着力地用各种绚丽夺目的辞藻去为自己的校园代言，但歌曲原本的旋律和结构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听众也更多地只是因其话题性津津乐道，而并没有从中获得根本性的新奇体验，这一事件也体现出大众传媒对大众群体认同感的一种利用。为了掩盖标准化痕迹，个性化成为新的追求，而因为缺乏真正的技术支持，就走向了伪个性化。拿民谣来说，人与吉他简单的表演形式似乎与三四十年前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时代不同而产生新的主题和内容，实质上却没有新的突破和创造。民谣还呈现出明晰的类型化，在各大音乐门户网站及APP中，民谣已经成为一个热搜类型，民谣开始从街头巷尾走向主流媒体和平台，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转而主流化与商业化，也蕴含着生活在社会上的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3]。
　　（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
　　哈贝玛斯指出，一旦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转化为消费观念。民谣音乐虽然美好却充满了美学陷阱，善于抓住大众对追忆和幻想的精神需求，向市場提供着诱人却相似的产品，呈现一种取悦、谄媚的姿态，而且只要有市场需要，各种文化元素均可以拼凑在自身的音响空间之中。民谣音乐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品性以柔和的方式将社会不同的分割体联系起来，作为现代城市化的产物，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观念，即享乐主义和工具主义等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诺德贬低流行音乐，也正式因为这些音乐的特征投市场之好，使消费者浸淫于享乐并失去批判的向度[4]。
　　结语：
　　事实证明，目前民谣音乐处在发展的巅峰时期，创作简单、发布迅速，加上整个音乐平台对于歌曲的需求量巨大，所以网络平台上才不断涌现出民谣新人新歌。但是这样能走多远，取决于在其与其它音乐种类的的市场竞争中此消彼长的内在逻辑。这些涌现出来的新作品往往模式化、凭借符号化的内容获得关注，缺乏创新，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同时其技术和标准的简单化也使整个音乐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但民谣音乐的兴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它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普遍的社会情绪，但音乐艺术只有摆脱经验主义的意味，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层次思考，才能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获得与其发展速度相匹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