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乐记》是古代儒家音乐理论专著。今存《礼记》、《史记乐书》分别收录《乐记》11篇，内容基本相同，仅文字与篇次小有不同。《礼记》为西汉宣帝（前73前49）时博士戴圣所编定，采集战国至秦汉的儒家著作而成，世称“小戴礼”。《史记乐书》据《汉书》的《艺文志》和《司马迁传》等篇，原“有录无书”，现存《史记乐书》则是在“小戴礼”成书当时或稍后的人（一说为褚少孙）补入的。《乐记》作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为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等人；据《隋书音乐上》所引“沈约奏答”：“《乐记》取《公孙尼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则为战国的公孙尼子。关于《乐记》作者问题，影响较大的是战国公孙尼子说与西汉刘德说。近期学术界著述多取成书西汉说。重要注释及研究著作，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礼记〉正义》、张守节《〈史记〉正义》、宋陈澔《〈礼记〉集说》、清王夫之《〈礼记〉章句》、李光地《古乐经传》、汪烜《乐经律吕通解》、孙希旦《〈礼记〉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今人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吉联抗《〈乐记〉译注》、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以及蔡仲德注译本（载《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史记正义》说：“刘向校书，得乐书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惟有十一篇。其名犹存也。”《乐记》失传的12篇篇名见于刘向《别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为《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昭颂》、《窦公》，以上篇名，郭沫若在《公孙尼子与其理论》一文中认为，“奏乐”疑本作“泰乐”，即《吕氏春秋》的《太乐》；“意始”疑本作“音始”，即《吕氏春秋》的“音初”；“季札”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事；“窦公”即《周官大司乐章》。但是刘向校本早已亡佚，今存《乐记》仅是《礼记》、《史记乐书》所收本。
　　今存《乐记》11篇，有《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别录》所列3种篇次。其篇目相同而篇次均不相同。11篇篇目为（据《史记乐书》篇次）：《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情》、《乐言》、《乐象》、《乐化》、《魏文侯》、《宾牟贾》、《师乙》。
　　《乐记》是我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音乐美学论著。作为先秦以来儒家音乐思想的总结，其成书是取综合编纂的方法，汲取前人的思想资料，形成自身较完整的音乐思想体系。应从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角度，去把握其中的重要论点与命题。今存《乐记》11篇论及音乐的产生、音乐的情感特征、音乐的社会功能、乐与礼的关系、音乐的内容与形式、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美与审美、古乐与新声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围绕制礼作乐的必要性而展开论述。论述中提出的“感于物而动”命题与制礼作乐的关系，以及《乐记》的人性论思想、哲学思想、乐教理论均值得注意。
　　从《乐记》全书各篇内容来看，《乐本》作为开首篇目，是全书立论的基点。该篇由音乐的产生谈及立乐之本，即为何要制礼作乐的道理，其理论逻辑是由心物关系上“感于物而动”这一命题的阐发，展开全文的论述。《乐本》以“物心音声乐”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乐”的产生和实现过程。它谈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承认音乐产生于对人内心情感的表达，已接触到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内心情感这一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乐本》继而谈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智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又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乐记》以具天赋道德属性的“天之性”来否定“性之欲”，强调对人的欲望的节制，“感于物而动”在《乐记》中最终成为一个被否定的命题。《乐记》以此作为全书反复论证制礼作乐主张的基本理论依据。这一论证是结合其人性论思想，围绕心物关系中“静”与“动”、“德”与“欲”的对立而展开论述。这是《乐记》音乐思想的核心部分，其它各篇的理论阐发，都是在此基点上展开。
　　《乐记》的《乐论》、《乐礼》以及《乐情》诸篇，主要从乐和礼的自身特性及其社会功能，谈其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这也是贯穿全书各篇的主要思路。在其理论论述中，乐和礼不仅与人情之诚伪、等级之贵贱、君臣父子之和睦等社会人事有内在联系，并且还从天地自然、生息繁衍的自然哲学角度，说明乐和礼在构成和谐有序世界时的重要作用。
　　《乐施》、《乐化》均论及乐的教化作用。《乐施》强调了先王制乐的“象德”及其“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乐化》集中讲乐对人内心修养的影响和感化作用，以乐能够“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达到“内和而外顺”的效果作为制礼作乐的目的。这里反映的“乐教”思想，是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成分。它要求通过“乐教”，使音乐成为社会教育的工具，与礼、刑、政一起发挥安定社会，使国家大治的社会作用。
　　《乐言》、《乐象》以及《乐本》、《乐情》、《乐化》诸篇都谈及音乐与人内心情感的关系，这是《乐记》音乐思想中发挥得比较充分的一个方面。《乐言》谈“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喜怒哀乐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说明具有不同情绪的音乐对人心产生不同的影响。《乐象》所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旨在说明音乐通过人心起作用，从而又反过来对社会音乐风气产生影响。《乐情》讲“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乐化》讲“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强调音乐的感情力量。《乐本》“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和《乐言》“乐观其深”的论点，都是突出了音乐通过人心影响社会风俗、政治的作用。
　　《乐象》、《魏文侯》、《乐情》提出“乐”的内容必须具有“德”的规定性。《乐象》“乐者，德之华也”，《魏文侯》“德音之为乐”的观点，都是以“德”作为“乐”的本质特征。《乐情》中讲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乐记》关于“乐”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在认识上的最好说明。在《乐记》中，“礼”“乐”的相辅相成，是为了“德”的实现。所以《乐本》中有“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之语。《乐记》全书以相当篇幅论述“礼”、“乐”从不同的角度与作用来维护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德”的实现成为“礼”、“乐”实施的最终目的。“艺”是作为“德”的内容的象征，成为有意味的形式。《魏文侯》提到音乐审美中由钟磬丝竹之声使人联想到具有各种德行的臣僚，是从音乐的象征意义等审美现象来理解“乐”。“德”作为“乐”的内容，“艺”的表演作为“乐”的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乐”。
　　《乐记》附有《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专题谈话记录，分别为孔子论乐、乐工师乙论乐、子夏论乐。《宾牟贾》记录了孔子对《武》乐的理解，是孔子观乐审美心理的记录。也保存了关于《武》乐的历史材料。《师乙》以乐工师乙之口谈声乐艺术的审美要求、歌唱心理和演唱理论，记述了古代最早的声乐美学理论。《魏文侯》通过魏文侯与子夏的问答，谈及古乐与新乐的不同美学特征与价值属性，子夏的回答具有音乐评论的性质。
　　在《乐记》的整体思想中，“乐”的内涵实际上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以快乐、愉悦之情为特征的情感形态。所谓“乐者乐也”。《乐记》中“乐”的情感性质，有两层意义，一是要求以“乐”的感情上的融洽来调和由“礼”的等级规范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差异；再是要求“乐”的实施，应表现喜乐之情。“乐者乐也”的情感规定，是《乐记》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命题。其二，“乐”作为综合性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音乐、歌诗、乐舞的结合，即所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本》讲的“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是讲了“乐”的形成。其三，《乐记》中讲的“乐”，具有“德”的规定性，即所谓“德音之为乐”。只有具备了“德”的内容的“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与“礼”相辅相成的“乐”。这是评价《乐记》音乐美学思想时必须把握住的方面。
　　《乐记》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音乐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记》作为儒家经典，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思想论著。《乐记》在世界文化史和音乐美学思想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