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回归学术是屠呦呦获奖之争的最大意义

　　这几天，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引爆了舆论。国人在为中国大陆本土科学家终于实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破天荒”而欢欣鼓舞之余，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获此殊荣，也不由心生困惑，很多人纷纷在网上发出了诸如此类的质疑：一千多名两院院士，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得到诺贝尔奖？中国院士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是不是存在严重缺陷？到底还有多少像屠呦呦这样优秀的科学家，被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所埋没？
　　客观地说，屠呦呦之所以落选院士，的确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归之于评选“猫腻”。屠呦呦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之后，再无重大研究成果。四十年来，她的代表作，只有一篇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1977年，署名“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和一本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出版于2009年）。此外，她在中医科学院内的尴尬处境更成为了她参评院士的拦路虎。曾与屠呦呦共事的某位知情者就认为其落选的深层因素源于正当性与正统性的冲突：中医科学院既对屠呦呦的研究存在十分迫切的需求，希冀在科学话语占据主流地位的医学大环境之下，为中医获取一定程度的正当性，但因为屠呦呦的研究无法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为了维护中医的正统性，又不得不刻意保持距离，从而使屠呦呦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化状态。
　　但是，除上述因素之外，屠呦呦落选院士也的确映射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些痼疾。谨以院士评选而言，就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评选机制的僵化现象，过分看重论文便是其突出表现，连一篇SCI文章都没有的屠呦呦自然显得“不够格”；二是功利化色彩太浓厚，导致评选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教授便直言院士制度不是荣誉制度而是利益制度。正因为院士制度和太多的利益挂钩，一旦获得院士身份，就享有了更多的研究基金、决定权和人事权等种种学术特权，从而使院士评选不再完全依靠科学成就，有时甚至沦落为关系和运作的结果。“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的“三无教授”又怎能不败走麦城呢？
　　屠呦呦获诺奖，毕竟已经成为过去，放眼未来、争取催生更多的诺奖才是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讲，让学术回归学术或许便是屠呦呦获诺奖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
　　一方面，这需要科研人员向几乎从不接受采访的“长期低调”的屠呦呦教授学习远离喧嚣、静心科研的精神。“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想别的更没想到要得什么奖。”一言以蔽之，既然选择了求真求实的科研工作，就不应该过分纠结于职称、待遇等功名利禄，否则，一旦被名缰利锁羁绊，又怎能登上科学高峰？
　　另一方面，推进学术研究的去功利化，建设和完善科研体制更是当务之急。按理而言，院士之类的头衔应该只是一个学术荣誉，是对获得者阶段性工作与学术贡献的认可与表彰，并不意味着有很多额外的利益。但是，目前我们的学术头衔及荣誉往往与利益密切挂钩，不利于激发广大普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在美国，无论是当选院士还是获得诺贝尔奖，都没有拥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申请课题时也要与年轻学者一起平等竞争。“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如何将学术去功利化，使之回归平等的学术竞争，营造百花齐放的喜人情景，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