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大师满天飞，我心西悲

　　季羡林先生以98高龄仙逝，社会各界自发的纪念活动不少，北大还搞了个灵堂，这也都似乎很顺理成章，问题是大师这顶帽子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早在两年前，季先生就撰文请辞三项桂冠：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于季老本人而言，此举并非谦虚，而是诚实，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国学，有目共睹。请辞桂冠表明了他的清醒和严肃，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记得那时候，季先生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过一句带点黑色幽默的妙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套用王国维先生论词的话：“着一‘打’字而境界全出。”这个“打”字确乎妙不可言，包含了季老多年来的各种感受：不安、厌烦、惶恐、羞愧、愤懑等等，他挣扎了多年，但最终还是解脱了，可说是既艰难又简单，因为这正是人人能够体谅和尊重的人性。
　　平心而论，无论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对学术有贡献的人，在其东方学领域可能是有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绝不是大师：他既没有影响广泛的原创性思想，或独异前人的杰出艺术成就，也没有独立于权势的嶙峋傲骨，更没有慈怀天下的人道主义贡献，怎么就可以称大师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不是苛刻，而是因为太多人称他大师，那就应当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看他是否符合，以免降格乱贴标签，搅浑了大师这池水。
　　20世纪中国产生过不少大师，各个领域都有，当然现在都不在了，因为他们早就不在了。
　　以1949年为界，此前寿终正寝的大师们最是幸运，不幸早逝如鲁迅者，于他们本人反倒是幸事；1949年后，没来得及去世的一小部分大师或远渡重洋或退居小岛，虽花果飘零，但依然继续做着大师们该做和能做的事例如蛰居香港的钱穆先生、远在哈佛的杨联陞先生等；留居大陆的其他大师或者可能成为大师的，陆陆续续走向异途，卖笑的卖笑，卖唱的卖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监狱的监狱，上吊的上吊，投水的投水，就连被放逐恐怕都得是恩赐，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生活抑或非正常死亡，大师以及前大师们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残存的几个大师如錢锺書等先生，也是硕果仅存，从大师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而言，毫无代表性。
　　所以，后来就没有了大师。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环境下，出得了大师那是大师级奇迹，没有大师才是正常的。但是，没有大师不行，泱泱十几亿人没几个大师也太没面子了，于是就又有了大师。
　　当代中国，走进大师庙的，大都是媒体兴风造势的结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吸引眼球，往往给聚焦对象滥封盛名。本来，这些浅薄伎俩应该是一眼洞穿的，然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虚名纸糊不花钱，却迎合了不少人蒙尘纳垢的名利心，虚荣蒙蔽了的眼睛只见得沉重的肉身，却看不见超越的自我。媒体与逐名者恶性互动，波澜激荡、杠头开花，于是，当代中国成了一个大师头衔满天飞的社会。有人写了几本流行散文就被吹成大师，有人仅仅因为到处演讲也居然成了大师，一时间，似乎各色人等都可以弄个大师当当。对名声贪得无厌的欲求，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大公害，使得社会一般大众无从分辨名流们的真水平。当事者对于外界或别有用心或外行的不当吹捧，无论欣然笑纳还是安然默受，在满足虚荣心之际，他们可能忘了自己更像个欺世盗名的小偷。
　　一个社会要产生大师，必得有两个条件，一则有大师潜质者自己有相应的精神人格素养，二则有支持他们成长为大师的社会环境。在近60年的国家精神病时代和社会精神病时代，环境自然是极其恶劣的，虽然也还出现了林昭这样思想远超出时代的英雄人物，总体而言，既缺乏大师气质的人群，也缺乏支持大师成长的环境。
　　当今中国社会，也还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一则前60年的折腾，造成了文化断裂和思想、学术以及精神资源的匮乏，二则造就大师的人格还相当匮乏。这是一个连常识都可能要拿命去博的时代，至多只是个为将来产生大师打基础、做准备的时代。
　　大师就像世界上最美丽的罕有之花，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当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证明费马大定理，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在这八年里他没有授过课，试问中国哪所大学能有这样的气度？近两百年前，普希金跟130多位情人共享情愛鱼水之欢，光是跟奥西波娃一家五位女子就都有风流韵事，试问中国社会可有这样不管他人床事的基本尊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等多部反极权主义作品，试问中国政府可有这样的雅量？
　　另一方面，大师本身还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例如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基本品格，警惕于任何权势、财富的独立精神，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看这句话被千万人传颂，真要落实到每个传颂者的具体生活中又将是何等的艰难。俄国能有萨哈洛夫，并不是依靠环境，还是科学家自己个人的风骨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相比之下，钱学森证明亩产可以达到十万斤，岂不是大师人格的反义词。马丁。路德列出95条论纲，声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林昭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了那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思想，试问现在哪个头上顶着大师桂冠的中国人有此风骨的十分之一？无论是含泪还是捐款，我们只见到了令人作呕的舔痔大师。
　　真正的大师，我相信往往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很难想象漠然于人民苦难的人能成为大师，在一个存在着严重而普遍不公现象的社会，只要还能说话，真正的大师定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声音。法国有左拉，还有千千万万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就连普鲁斯特这样似乎优雅得不问世事的大师也站在左拉一边，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德国的托马斯。曼痛骂纳粹，土耳其的帕慕克冒着危险痛斥本国政府的种族屠杀，都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被冒犯。相比之下，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号召人们要说真话，也只算个笑话。真话不是用来号召别人说的，是用来自己直接说的而他又为这个苦难的民族说过几句真话？如果罗列一下近一二十年来被戴过大师桂冠的中国人，可以发现，没有一位曾经为人民的苦难郑重发表过言论，而以他们的地位，为人民说几句话会遭到什么迫害吗？
　　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被廉价打折出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什么货真价实的古董被当成赝品的时代。就像北京城南的永定门，拆了又建，饶是再富丽堂皇，赝品还是赝品；而那些真正的古董北京胡同、四合院，却眼睁睁地消失于烟尘弥漫的权钱之中。大师也一样，既然消逝于滚滚红尘的大师们没留住，那些速成的桂冠，制作再精良，纸糊的就是纸糊的。
　　当务之急不是多糊几个纸桂冠，而是尽可能给产生大师的环境培土、浇水，当大师出现的时候别用石头砸死他们，这才是大师之幸、文化之幸。
　　2009年7月16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