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万能的思想”

　　陈四益先生在《有没有万能的思想》（载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思想，不承认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但它传入中国后，却往往被奉为新的万能思想，成了又一种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的新教条。好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万事万物的现成结论。只要熟记这些结论，就可解决一切问题。”陈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可谓沦肌浃髓，只寥寥数语，就点到了问题的要穴上了。笔者读来如同醍醐灌顶，顿开茅塞，豁然开朗，很受启发，受益匪浅。思考好像进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境界，因此，也想借这个话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世上“没有万能的思想”。
　　人类的发展史证明，世上从来没有什么“万能的思想”。但总有人能找出一种“万能的思想”，让万民跪倒在“万能的思想”面前，顶礼膜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如陈先生所说：“一种思想要万能而且亘古不变，必须靠强力维持，恰如梁启超氏所说，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有以一字一句稍涉疑义，便成了‘非法非圣’。”笔者以为，除此之外，还需构造“万能思想”的偶像加以配合。于是一些“论证家”便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论证“万能思想”的存在，特别强调“万能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弦外之音，凡是“被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思想”，就不再属于“万能思想”了，而仅仅是“万能思想”创造者个人的思想。以为如此来界定“万能思想”，“万能思想”的“这面旗子”就万无一失，“永远不能倒了”，以便使人们永远拜倒在它的面前，烧香叩头，顶礼膜拜，确信它的真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否则，谁敢于对它提出任何批评、怀疑就是大逆不道，思想犯罪，收拾你也就“天经地义”了。其实，这样做不仅不能维护“万能思想”的“永远正确的形象”，反而更令人疑窦丛生。以“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例，其所谓的“实践”，如果是指马克思在世时的“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等观点，并不能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实践”所证实或证伪，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真理性了。如果所指的是到今日为止的“实践”，那么上个世纪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历史事实，倒使马克思主义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某些预言乃至某些基本观点显得相形见绌了，更遑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实，实践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是，往往被今日的实践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却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为谬误，反之亦然。况且，由于对于实践效果的评估和价值判断，强权往往参与其中，则更难以及时、客观、公正、全面张显其真理性。就拿“人民公社化”这几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实践来说，在毛主席时代，被人们誉为是通往“天堂”的“金桥”。当毛主席谢世以后，曾几何时，这“金桥”却被“家庭联产承包制”所拆掉，几乎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不就是证明吗？至于“凡是‘被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思想’，就不再是属于‘万能思想’了，而仅仅是‘万能思想’创造者个人的思想”云云，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如果此逻辑能够成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出“万能思想”。因为一旦发现其“万能思想”有错误的东西，便把它排出“万能思想”之外，而归于“万能思想”创造者本人就行了。这样一来，谁创造的“万能思想”能不“万能”呢？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证明，古今中外，至今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已经创造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这样一种普遍的真理，即“万能的思想”可以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而已经问世的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发展变化的。一个人无论他多么伟大，多么善于“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但由于历史和他生活的时空的局限性，其所创造的思想充其量只能从某一个方面、针对一定历史阶段来说明世界，都有它适用的时空域。不可能超出自己的辖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百分之百地反映不断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的客观事物的面貌。
　　从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得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理论自封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越历史经验的“万能思想”，让人们“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恩格斯在谈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时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他们还最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特别强调他们的理论“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并谆谆告诫世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晚年，马克思针对当时人们把其学说加以“神化”的倾向，特别声明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此表明自己的学说并非一种业已封闭的真理，而是仍有待发展、有待完善的一种开放体系。列宁则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的新教条。”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当然可以把某一种学说作为建党立国之本，并赋予它以指导思想的地位。但在精神研究和生产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权，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过去人为的把马克思主义“加冕”为“万能的思想”，不许人们进行研究探索，提出新的观点，以致出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造成思想界的万马齐喑和思想的贫穷，殷鉴不远，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科学的天地里，“梅”有耐寒之性，“雪”有洁白之优。恰如古诗所云：“梅须逊雪三分百，雪却输梅一段香”。各种科学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不论哪一种学说或主义，都应具有宽容性，允许人家批评，允许人家怀疑。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各种学说或主义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进而推动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繁荣和发展。
　　笔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生经历和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上看到，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品格就是特别珍惜人类所具有的宽容性和怀疑性的思想。1865年马克思在回答女儿们提出的“你最喜欢的箴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说：“对一切都要思疑。”是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思疑、批判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上诞生的，说明只有宽容性才能催生新知问世；只有“对一切都要思疑”的春天的露珠才能染绿真理的丰饶的田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把他们所阐述的原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对待，认为“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样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因此，放弃“供奉一种这样那样的万能思想”，多“动些脑筋”，用怀疑和探索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各种科学理论，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逊态度和进取精神，也是思想者“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思想精品，以自己的劳动和创造，迎接山花烂漫的思想春天的到来”（萧蔚彬语），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迫切需要。诚如陈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所说：“中国除非不要前进，若要前进，先要从此不去妄想什么万能的思想。”
　　200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