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吗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怨气要发泄，底层民众的怨气就不用说了，就连上层人士，也抱怨空气质量的恶化、交通的拥堵、食品质量的风险，等等。发泄之后，情况照旧，而且还继续恶化。当谁都觉得自己无力改变局面的时候，似乎抱怨是唯一能维系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这种格局为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社会运动往往发生于个人无力改变糟糕局面而又迫切希望改变局面的时候。孙立平教授呼吁中国应该发动一场类似于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这个呼吁正当其时。
　　权力生态结构的异化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可以从社会结构找到根源。社会结构有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权力生态结构。这里讲的权力，是广义的权力，不是狭义的国家或政治权力。因此，我所说的权力就是一种力量对比关系。例如，就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言，父母的权力大，子女的权力小；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教师的权力大，学生的权力小；就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而言，老板的权力大过员工的权力；就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言，医生的权力大过病人的权力，等等。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权力对比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意味着责任。但是，如果强势一方滥用权力，性质就改变了。比如，父母虐待子女，教师虐待学生，老板虐待员工，医生虐待病人，就会造成社会问题。但是，让子女、学生、员工或病人孤立地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很难做到的。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来遏制强势群体滥用权力，避免弱势群体受到伤害，从而避免受伤害者以极端方式来维权（如医闹），或与施害者同归于尽（如杀害老板）。
　　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就是权力生态恶化的结果。权力生态恶化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在生产经营者（包括服务产品供给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上，前者的权力大，后者的权力小。由于信息不对称，生产经营者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诱导、欺骗、盘剥、坑害消费者，包括以伤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方式来谋取利润（如：地沟油、含三聚氰胺奶粉等）。生产经营者滥用权力和伤害消费者的权益有许多方式，既有大型垄断性企业的“店大欺人”，又有中小企业或公司的“坑蒙拐骗”。再比如，在资方和劳方的关系上，前者的权力大，后者的权力小。资方常常滥用权力，以各种方式对劳方采取超经济强制，伤害劳方的正当权益。
　　避免权力生态失衡的两种方式
　　这种强势群体滥用权力并伤害弱势群体的现象，就属于权力生态失衡。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机制来制衡强势群体对权力的滥用。避免权力生态失衡的方式有多种，最主要的有两种方式：
　　第一，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强势群体，包括国家权力、大众媒体和社会组织。例如，当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子女是无力制衡父母的。在此情况下，必须由第三方出面来介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再比如，当丈夫对妻子施以暴力时，妻子也是无力制止丈夫的。传统的方式是单位调解或亲属干预，但随着单位制的衰弱，同时也由于空间流动导致亲属不在同一地方，社会就失去了制止家庭暴力的机制。
　　第二，以立法的方式对弱势群体赋权，即以某种方式增强弱势群体的权力，从而提升弱势群体制衡强势群体的力量。例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5年签署了《国家劳工关系法》，允许工人组织工会，赋予工人以罢工的合法权力，从而增加工人阶级与资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避免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工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伤害。再比如，要制止生产经营者滥用权力，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就必须允许消费者以结社、结盟的方式来制衡生产经营者。通过强化消费者组织的权威，发动消费者运动，借助大众媒体的强势介入，方可遏制黑心商人的恶行。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改变
　　然而，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去遏制强势群体滥用权力，而是去遏制弱势群体提升权力，从而导致权力生态失衡不但不能得到恢复，反而恶化了。例如，有人视工人在微观范围内的维权运动为洪水猛兽，害怕消费者成立民间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具有一些官方色彩的工会和消费者委员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可以说，公权力太想控制一切了，但结果常常是越控越无力、越控越无能，因为在有些时候它扮演了“唐吉珂德斗风车”的角色。
　　权力生态的恶化不但体现在遏制弱势群体力量的提升上（即维持弱势群体成员的原子化），而且也体现在提升强势群体的权力上。提升强势群体权力的方式很多。例如，让老板当政协委员；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具有官员、老板身份的代表比例过大，底层大众代表的比例偏少。事实上，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正在以某种缄默的方式结盟，例如，官员通过读博士而与知识精英结盟；教授通过做横向项目而与权势或商业集团结盟；老板则通过与官员“交朋友”而与政府权力结盟，等等。当学者与新闻媒体也与强势群体结盟的时候，社会的“良心”捍卫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坍塌了。
　　于是，一方面，弱者愈弱；另一方面，强者愈强，权力生态失衡便不可避免地恶化了。其结果便是，各种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社会冲突愈演愈烈。毫不奇怪，当社会缺乏一个公正的平台让各方势力进行正常的利益博弈，从而导致强势群体肆无忌惮地以强欺弱时，弱势群体在绝望之时必然抱着或者同归于尽，或者“把事情闹大”（因为事情闹大了问题才可能解决）的态度来反抗。在这样的结局中，没有谁会是赢家。面对“不畏死”或“蛮要讲理”的所谓“刁民”，官员也自叹是弱势群体。这正是权力滥用的悖论。
　　中国需要改变，毋庸置疑。但中国需要怎样的改变？从权力生态恶化的情况看，中国需要恢复权力生态的平衡。在其实质上，权力生态的平衡就是建立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社会共识，而社会的公平正义，大概是最容易获得社会共识的地方。既然如此，为何不从这个底线共识开始，重建充满生机的权力生态呢？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延伸阅读美国进步运动简介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扒粪运动”，最终一扫美国的腐败，为三十年代的新政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迅速致富。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工业化、城市化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和不满，相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骚动频繁发生。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开展社会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等等。社会进步运动几乎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日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治久安影响深远。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