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初登政治舞台的顾颉刚

　　兼说顾与邵飘萍的一点“过节
　　一
　　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他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在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此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应该说，他是一位粹然学者。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北京乃至中国，正是世道纷扰，以传统士子的家国情怀而论，虽说其人“毕竟是书生”，顾颉刚于问学之余，不免也会试一身手于政潮之中。
　　彼时顾颉刚搞政治，而北京的政治中心又正是他求学所在的北大。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其人势不能不卷入。况且，顾颉刚的搞政治，又是因其与北大一位“女汉子”的接触而大增其投身政治活动的热情。此前《顾颉刚全集》出版后，《顾颉刚日记》因披露了顾颉刚真实的内心世界而被人捧读不已，而之中最为吸引眼球的，则是顾颉刚与当年北大女生谭惕吾（慕愚）的一世情感心路历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国民革命运动伊始，顾颉刚偶遇北大的一批女学生。据其1924年4月13日的日记所载，是日：
　　“与潘家洵夫妇及北大女学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祚、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今日与女子同游，颇感乐趣。必像我辈无玩弄女子之心者，社交公开始可无弊，否则但以女子为牺牲耳。”
　　这是顾颉刚与北大女生游园后的感想，妙处是他的一番想象。也许那是一次标志性的启始，于是多年之后的1978年9月26日，顾颉刚又“偶展此册，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诗曰：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
　　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所谓“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当年如火如荼的“五卅”运动，书生的顾颉刚居然一口气撰写了《救国周刊发刊词》《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伤心歌》等政论文章，不过事后他反省自己原本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然而终于受了谭女士的影响。
　　与谭惕吾等的交往，改变了顾颉刚的处世态度和行为，特别是大革命高潮的“五卅”运动之后，北方革命形势大涨，受谭惕吾等的影响，顾颉刚加入了彼辈创建的“救国团”，甚至在其喝令下不独被分配去撰写文稿，还被派发传单，也因之故，得以与北方政治大报的《京报》发生了联系。其时该报社长邵飘萍正在物色社会团体开办副刊和附刊，改革《京报》，经主持其事的孙伏园联络，“救国团”遂在《京报》创办专刊，而顾颉刚也竟被推举为“救国团”的出版股主任。然而，顾颉刚参与政治的胆子没有那么大，相比与谭惕吾等的表现，他竟要求不在报纸上署名，相较出现在顾颉刚日记里的“女汉子”如谭惕吾，真是有云泥之判。
　　大革命如火如荼，谭惕吾等青年学子身先士卒，慨当以慷，直让顾颉刚惊叹不已，而彼时谭惕吾等已逐渐服膺于国家主义，与国共合作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虽都在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之内，但已渐行渐远，其时，该团体已在《京报》“亮剑”，顾颉刚也被裹胁其中，其心境的纠结等俱在其日记中得以体现。
　　二
　　不久，随着“五卅”运动使国民革命运动达到高潮，在北洋势力统治的北京，有一场关于“苏俄”的论战。
　　1925年10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与张奚若等发起了一场关于“仇俄”抑或“友俄”的笔战，这场论战最初是由北大教授陈启修撰写的一篇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所引起的，随即张奚若发表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响应。
　　“仇俄”抑或“友俄”，牵涉到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其当时的对华政策以及对外战略。换言之，还有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和方针等，如今这些都是可以从长计议的了。张奚若的文章发表后，吸引了梁启超、丁文江、陈翰笙、江绍原等知识界人士参加论战，《晨报副刊》因此热闹非常。在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中共北方党组织发动了一场“首都革命”，当日遂有一“火烧晨报馆”的事件，受此刺激，先前参与论战的“仇俄”人士遂集合在“中国青年党”的旗下，公开“反俄”，除了曾琦、李璜、左舜生、常燕生等，还有谭惕吾以及刚刚留美回国的闻一多。
　　顾颉刚不免受到谭惕吾的影响，不过，以他“毕竟是书生”的根性而言，与闻一多大率相似，皆是出于士子的家国情怀，换言之即所谓国家观念使然。如闻一多，其于1925年5月归国，当时他积郁颇深又亲睹上海“五卅”运动的情景，于是相继做诗《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洗衣曲》等，主题皆以国家主义为鹄的的。
　　1926年日俄两国竞相出兵东北，日本扶持奉系军阀，苏联则断绝了中东铁路，以阻止奉军南下，随即刺激引发了北京等地所发生的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的浪潮。其时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出宣言，称：“日本既以重兵干涉内争，俄人既以强力侵我路权”，而“这次日俄举动的意义不是比五卅英人举动的意义（稍）轻”，此后便在北大召开了“反日俄出兵东省大会筹备大会”。闻一多事后给友人写信，称“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而“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此之所谓“女同志者”，正是谭慕愚，闻一多信中还说：“女士尝于五卅游行时，揭旗冲锋，直捣东交民巷，故京中传为ChineseJeanned’Arc（中国的贞德）焉。”此后，又有所谓“讨论反抗苏俄及援助旅俄被虐华侨办法大会”，闻一多、谭慕愚等皆与会焉，这次又发生了冲突。
　　北京的这几场闹剧，让大革命运动背景下的北方异彩纷呈，此后又至“三一八”运动的前后，更是热闹非常。
　　三
　　上述历史情景下，北京报纸中邵飘萍《京报》下由孙伏园主持的《京副》与徐志摩主持的《晨副》几乎是取对垒姿态的。此前“救国团”因其“反帝”的宗旨在《京报》开辟《特刊》，一旦“救国团”转入“反俄”的立场，邵飘萍遂封闭了《特刊》。
　　此可见之于《顾颉刚日记》1925年9月11日之所记：
　　“伏园来去，邵飘萍以救国团攻击苏俄，不允将《特刊》继续出版。说话之难如此。因嘱其转达，《特刊》准出至十六期为止，因予实在无功夫，而救国团势已瓦解也。本次为十三期，尚有三期，当将胸中蓄积一吐。”
　　此前“救国团”《救国特刊》的发刊词是顾颉刚撰写的。那是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北京的反响可谓迅速，在邵飘萍主持下，《京副》相继又出刊了《上海惨剧特刊》《救国特刊》《沪汉后援特刊》《反抗英日强权特刊》和《铁血特刊》等共40多号特刊，其中就有“五卅”惨案后北大组建的“救国团”的机关刊物《救国特刊》，其主编就是顾颉刚。
　　《救国特刊》只出版了16期。《京报副刊》第289号也即《救国特刊》第16号（1926年10月5日）上发表了顾颉刚撰写的《救国特刊止刊词》，其云：
　　“这一期是《救国特刊》的末一期了。这一个刊物的停止，当然是我们的不幸，但也可算得是给与我们的一种做事的教训。
　　我们逢到了这件不幸的事情，我们决不叹息说，我们的事业是完了；我们惟有顺受了这个教训的指示，换取第二条路走着。
　　我们在发刊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愿意把这个周刊作为应时的凑趣的一种呼声，我们希望从这个周上确能收得一些实际的救国的效果。’现在本刊停止了，我们得到的实际的救国的效果是什么？这不是依然一种应时的凑趣的呼声吗！我们真惭愧，我们是白白的许下了这一个愿了！但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这个刊物原只有十六期的寿命，在时间上只支持了三个多月的工夫。这是何等短促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工作能做得多少，人家容受我们的意思也容受得到多少。我们的工作没有效果，并不是真的得不到效果，乃是在这一个里期之内还够不上得到效果。
　　刊物的生命是可以停止的，个人的生命也是可以斩绝的。独有我们这个共同的大目的是不容取消的，除非我们说，我们是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的志愿了。”
　　顾颉刚可谓心潮汹涌，而在《顾颉刚日记》中，还记述了“救国团”铩羽的许多蛛丝马迹：
　　“矛尘（川岛）来书，谓救国团中常至夜一二时始散，门禁一切不便，嘱为商订办公时间。今日到校，与之晤，知救国团中深夜不去者有一男一女，唱戏声达户外，校长有不借房子之意。矛尘又谓《社会日报》中有‘救国鸳鸯’之记载。两性爱慕，了无足奇，而社会上每好掀波作浪，借一二人以攻击团体，此其心真可鄙也。（1926年8月5日）
　　“今日《京报》载救国团傅启学等二十五人攻击谭女士之广告。此事系由谭女士草对于女师大事件之宣言，故反目。而彭女士等又以与谭女士积怨，为之推波助澜也。”（1926年8月28日）
　　“团中以予与慕愚感情较好，嘱予任疏通之事。因至招待室对谈两小时，强为之和缓答复。并拟一启事。慕愚以出之于予，勉强应允。”（1926年8月31日）
　　“救国团中民党方面肯让步，但须慕愚退出文书股。刘女士来嘱我向慕愚调解，请其允可。予试询之，慕愚谓此系个人之事，非彼辈所能干涉。予虽不得请，然甚爱其意志之坚也。”（1926年9月4日）
　　“救国团以爱开始，而以闹党派意见终，此予之所以不愿参加政党也。热肠如慕愚，终遭罢斥，推之其他事业亦可知矣。”（1973年7月记）
　　“救国团中傅启学、梁渡、李凤举、钟书衡四人来信，责我在《救国特刊》中登谭女士《呐喊后的悲哀》一文，以为我放马后炮，破坏团中名誉。此事久已料到，故此文置在末期也。”（1926年10月6日）
　　“谭女士欲入政治系，复恐受政治生活之牵累而欲入史学系，不能自决，属我决之，因怂恿入史学系。”（1926年10月16日）
　　“今日国民党之机关报《国民新报》大登新闻，谓今日下午二时，举行国民革命，推翻段政府，在景山前街集合云云。私计今日应该有一番动作矣。乃至傍晚看报，知群众集队赴段宅请愿解职，推代表入见。嘻，岂有革命而向执政请愿者！近来所有群众运动皆由国民党主持，党中好争权夺利而不敢牺牲，故有此等笑柄！”（1926年11月28日）
　　“得谭女士复信，知其肯纳我言，极慰。她极勇往，眼光又甚锐利，如得专心为学，定可出人头地。予交友多矣，如我之勇往而肫笃者绝少见，而不期于女友中得此同调。特其棱角太露，到处生荆棘，更使我伤悲耳。”（1926年12月9日）
　　顾颉刚日记之上述所记，披露了“救国团”内部的分裂以及谭、顾二人于其中的表现和态度，那是十分明朗的。至于顾颉刚由此连带嫌恶于鲁迅、周作人以及国共两党，甚至于邵飘萍，也都有迹可寻。至于其中的是是非非，在相当程度上顾颉刚是以谭惕吾的遭遇为轴心和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