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从川普移民新政看中国的户籍政策

　　上任刚七天，川普就发布总统令禁止包括伊朗、叙利亚等七个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同时还在酝酿宣布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此举目前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普遍反对，尤其高科技公司更是反应强烈。
　　川普推出如此激进的移民新政，理由是为了符合他在选举时提出的美国优先的价值观，逻辑基础是“限制移民，可以把工作机会留给美国人，让美国人过得更好”。但事实真是这样吗？那么如果用同样的逻辑推演，限制户籍就能使得上海和北京变得更好吗？
　　反对这次的川普限制穆斯林新政的过程中，很多高科技公司的大佬冲在了第一线。比如Google的创始人在反对川普时，直接强调自己原本就是难民。另外众所周知的是，已故苹果创始人SteveJobs的父亲是个叙利亚留学生。事实上，对于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强盛，移民功不可没。在硅谷，有一半的高科技企业是由移民参与创办的，美国的科学工程的博士一半是移民。如果美国没有这些移民，美国的创新力一定会大打折扣。
　　同样，中国大城市的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人口。深圳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于是成为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在其他的一线城市中，科技和文化创新产业也都集聚了来自全国的优秀人才。但是，中国现在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使得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高企；同时也使得教育资源供应不足，导致入学困难。总体而言，就是抬高了优秀人才进入大城市的门槛。
　　举例来说，在上海，一个大学毕业生，即使在像携程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也很难在上海入籍买房，也难以确保子女能够分享当地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户籍政策，阻碍了大城市的人才集聚效应的发挥，明显不利于创新产业的发展。
　　在川普的支持者那里，也许会强调目前移民政策主要目的是限制难民和一些低收入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他们认为这似乎不会影响创新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中低端就业机会留给本国人。但对于一个城市乃至国家来说，不仅需要金字塔尖的高科技人才，同样还需要掌握各种技能的多层次人才。
　　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每引进一个高科技人才，往往会随之产生对于保姆、保安、厨师、快递和专车司机等职业服务的需求。如果把保姆、专车司机都赶走了，那么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就会随之上升。最近在上海和北京，久违的“打车难”现象又回来了，这个结果恐怕与专车新政赶走外地专车司机不无关系。
　　有人会说，倘若没有户籍和限购的政策，那么北京还不挤瘫了。北京的拥挤和高房价不是因为没有土地，而是城市规划滞后和土地供应不足的直接后果。北京的道路面积和轨道交通密度都远远小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举例来说，北京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大东京地区，但是，大东京地区的人口却远远超过北京，而且东京的交通和环境都是一流的。
　　中国也不是没钱建设大城市，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要远远高于西部的投资。中国大城市户籍政策的根源是限制人口流动的落后观念。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大城市偏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巨大，这些都是和户籍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有人说，不能把移民政策和国内的户籍制度类比，因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不一样。但实际上，限制国内流动更没有道理。因为即便户籍制度是有利于北京人的话，但是从全国人民的角度来讲，户籍制度是牺牲了更多的外地人的利益，把农民工从大城市赶走，可能断送了他们脱贫最好的机会。
　　川普可以以美国人民利益为名，不管叙利亚难民的死活。但是北京可以不顾外地人的利益吗？北京不是独立的国家，北京的繁荣是因为汇集了全国的优质资源，从道义上，北京不能只考虑自己市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主权国家，允许地区歧视性的户籍政策。
　　况且，正如前面所说，限制外来人口即便对于北京人来说，也是弊大于利。就像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川普的移民政策对于美国不利，我们更没有理由限制本国人口的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