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化退化与文学断代

　　以“10年断代”标定文学，正在成为一场可笑的文学史灾难。从来没有哪一种文学按照10年断代年份来出产作品，也没有哪种合格的文学史会以这种方式书写记忆。文学成了一种反转的威士忌酒，以“愈年轻愈好”的价值标尺推销给阅读市场。而媒体则以这种方式误导着大众的文学阅读。
　　在上述断代问题里，深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观谬误，那就是所谓的“文化进化论”。这种进化理念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而演进为“科技进化论”，并要求藉此对文化“发展”的图式做出浪漫主义的界定。
　　但只要反观中国文化史就能轻易地发现，文化与科技恰好相反，它在总体上遵循着退化的原则。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全球文明都经历了一场诡异的文化大爆炸。希腊、印度和中国是这方面的范例，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各种思潮，以大爆炸方式突现在历史现场，在短短一两百年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被迅速推向顶峰，然后就是一个历经数千年的漫长退化期。我们至今还置身于这场退化过程之中。其间每一次“文化革命”的努力，最后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相反，它只能加速文化的退化。
　　发生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四次“语文革命”汉语口语化革命（文言文的废弃）、汉字字形革命（简化字）、汉字书写方式革命（横写）和汉语语音革命（普通话），并没有真正确立中国文明的现代性，却导致了历史传统、经典文化、区域文化和弱势民族文化的崩溃。而两次“观念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引发了更大的灾难性后果。
　　许多知识分子高喊“文艺复兴”的口号，承认文化退化，却指望其在退化的同时还会以“螺旋上升”方式重获进化的契机，这种历史逻辑，最终总是被史实所无情地击碎。
　　中国文学的最高峰只能在先秦，最高代表作只能是庄周的《逍遥游》。汉赋、唐诗和宋词，都无法望其项背，犹如上帝的完美瓷器被打碎后的残片。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文学元素，企图复兴先秦文化，结果只能进一步瓦解经典性文本。它所缔造的“现代文学”，距离唐宋都无限遥远，更遑论伟大的先秦。
　　先秦唐宋现代文学，向我们展示了文学退化的明晰轨迹。单个文体的分化与成熟（比如唐代诗歌、元代杂剧和明清小说），造成在总体退化态势里的区域性进化。人们误以为，这种短暂的回旋和细小的局部进展，就是总体进化的明证，而它实际上只是一种“螺旋下降”的态势。但它却成为文化进化的幻觉根源。人类的愿望何其美好。但历史的宏大真相却只能令人失望。
　　回到断代的话题，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所谓“70后”、“80后”、“90后”之类的断代法，不仅是一种低级的区分，而且正在加剧我们的文化进化论幻觉，以为愈年轻的文学就愈好。年轻无疑是活力的标志，但活力不是魅力，更不能与生命力等同，我丝毫不怀疑，每个时代都会拥有自己的明灯，在“80后”或“90后”中间，也一定会出现几个优秀的作家，但就整体而言，以市场激素催熟果子的策略，只能导致文学的速朽，验证我关于文化退化的断言。
　　从1980年代开始，越过二战后的短暂繁荣，文学已经开始了全球性的大规模衰退。而在1990年代的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数码技术的飞跃，加剧了这种衰退的进程。互联网瓦解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击溃庞大的书页读者群体，也粉碎了人们对于内在精神性的渴望。没有人能制止这场深刻的悲剧。诺贝尔文学奖致力于维持虚假的繁荣，但日益高涨的奖金数额，仍然无法改变获奖者二流化的态势。这个文学精英主义的最大堡垒，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指望中国文学能够独自摆脱这场退化噩梦，无异于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年轻化只能拯救阅读市场，却不能拯救文学本身。但媒体和批评界的部分声音却在混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市场主义批评扮演文学导师的角色，企图把读书的羔羊们引向由出版商设定的文化圈套。“10年断代论”就是这样的产物。它看起来是如此低幼、天真和简单，以“文化进化主义”的逻辑分解了文学社群，也向我们标示了中国文学退化的底线。（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