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美：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左拉自然主义

　　左拉自然主义，在我国“五四”时期曾和欧洲现实主义理论一道被广泛介绍。当时人们以为自然主义即现实主义，所以在提倡现实主义时也让自然主义搭车同行。
　　正如茅盾晚年在一封信中所说：“在写《子夜》之前的十年，我曾阅读左拉之作品及其文学理论，并赞同其自然主义之主张，但彼时中国文坛实未尝有人能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界限划分清楚。”他自己在“五四”时期就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当作一个理论的两种说法，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因此他在提倡写实主义时，也常用自然主义替代。谢六逸在《西洋小说发达史》中也说：“其实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愈之则把左拉视为“写实主义的巨魁。”无需多举，那时新文学界实无人能分清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自然主义正是借助现实主义之力，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建设和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不管现在人们怎么看待现实主义，但在当时却被大多数新文学家视为经典，努力在理论和创作上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即形成了巨大的潮流。
　　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位开拓者，对左拉自然主义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他写了大量文章予以介绍、提倡。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通信：雁冰复赞襄》、《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主义》、《“曹拉主义”的危险性》等文章中，他论述了自然主义的特点及在中国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必要性。茅盾在1934年《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过：“我自己在那时候是一个‘自然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倾向者”。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书中也说，“五四”时期，他“大力地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那么，茅盾在新文学初期为什么要提倡自然主义？这与他的现实主义理论有何关系？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左拉自然主义区别何在？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及茅盾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外国文学艺术，发展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亦大有启迪。
　　一
　　茅盾在新文学初期提倡自然主义，不是要把自然主义完整地搬到中国来。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他，从自然派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所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的长处。”在稍后发表的《“曹拉主义”的危险性》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若说自然主义有注意的价值，当然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的描写方法一点有注意的价值。至于曹拉的偏见是什么，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大加赞扬曹拉的人生观，大吹大擂介绍他的小说，那自然又当别论）”。很显然，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理论十分了解，是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这就为我们的比较规定了前提条件。
　　既然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有所批判，为什么又要提倡自然主义文学？他的目的有三：
　　一是为使中国文学赶上世界文学发展的步伐。他认为世界文学“进化的大路线”，象西洋文学那样，要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发展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大大落后于西洋文学。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文学，在现时代必须提倡自然主义文学。他说：“照一般情形看来，中国现在还须得经过小小的浪漫主义的浪头，方配提倡自然主义，因为一大半的人还是甘受传统思想古典主义束缚呢，但是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显然，茅盾提倡自然主义是希望中国文学能跟随时代前进，赶上世界文学发展步伐。虽然茅盾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其思想是积极的。
　　目的之二，是为纠正中国文学的弊端而提倡自然主义。茅盾指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
　　茅盾之所以要把自然主义文学说成“对症药”，是因为：第一，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最大好处是真实与细致”，“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惟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方法方能慢慢校正当时中国小说不合情理的“记账式的叙述法”；第二，自然主义强调作者“事事必先实地观察”，“描写的社会至少亲身经历过的，描写的人物一定是实有其人”，惟其如此，才可以校正旧派作家“不知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的毛病；第三，自然主义要求“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的头脑去看，丝毫不搀入主观的心理”，认真严肃地写出人生的悲哀，揭出社会的罪恶，这“对于专以小说为‘发牢骚’，‘自解嘲’，‘风流自赏’的中国小说家，真是清毒的药”。第四，自然主义还可以克服新文学创作雷同化的毛病。茅盾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将当时新文学中大量的恋爱小说概括为两种格式，指出：“如果仅仅是这格式的类似，倒还罢了。不幸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又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何等话，也是一个样的。不但书中人物不能一个有一个的个性，竟弄成所有一切人物都只有一个个性”。（11）为什么新小说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雷同化毛病？茅盾认为，主要是作者缺乏实地观察，单靠“一时的灵感”，闭门虚构造成的。纠正这种弊病，只有按照自然主义方法，“先做过绵密的观察而后写出来的，方才同做一题而内容不雷同”。（12）虽然茅盾对自然主义的认识不无偏颇，为医治中国文学毛病所开的“药方”也未必正确，但他提倡自然主义是从中国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动机是积极明确的，用心良苦。
　　目的之三，是为创造中国“自有的新文学”，需要探求并吸收自然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质”。茅盾认为，“欲创造新文学，思想固然要紧，艺术更不容忽视”；然而新艺术不是凭空可以创造的，必须对中外文学艺术“探本穷源”，从中国传统文学里“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相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而西洋文学“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研究起，只有掌握了它的“客观艺术手段，然后做问题文学做得好，能动人”。（13）
　　由此可见，放眼世界文学发展总趋势，面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立足创建中国“自有的新文学”，这便是茅盾介绍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提倡自然主义的同时，又反对“冒冒失失，‘唯新是摹’”，（14）不赞成全盘照搬，主张根据建设中国新文学的需要，加以择取。
　　二
　　左拉的“实验小说”原理，是其自然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要求作家“从我们牢不可破的基点，即真实的事实出发”，（15）用自己的眼睛和科学家的方法观察人，用实验室的试验来研究小说里的人物。他认为小说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自然中取得事实，然后研究这些事实的机理，以环境与场合的变化来影响事实，永不脱离自然的法则。”（16）左拉从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中提取的“实验小说”原理，一方面试图以科学实验方法达到自然主义的最高美学追求“真”；另一方面也企图以科学实验方法使文学上的自然主义成为科学的东西科学时代的产物。
　　然而左拉过分夸大了科学实验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事实上，小说创作和实验室里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拉主观地将艺术创造和科学实验等同起来，他忘记了作家的“实验”并不必定完全服从于严格的必然性和科学规律。作家是以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主观愿望、美学理想进行创作的。完全可以进行想象、夸张、虚构，甚至变形，来反映现实生活。这是无法与生理学家的科学实验相比较的。茅盾清醒地看到“室验小说”原理的谬误，指出人生是不能放进试管里实验的；他强调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作家反映现实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天下本无绝对相同的两件事，从主观方面说，天下亦决无两人观察一件事而所见完全相同的。”（17）实验小说原理恰恰排斥了现实生活丰富性和千差万别的复杂性，也忽视了作家的主观差异性，所以实验小说是行不通的。但是茅盾并不因此否定自然主义者的美学追求。他说：“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的就不会美，不算善。”（18）他肯定左拉主张“把所观察的照实写出来”，最大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一个场面，照实描写出来，“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19）。茅盾汲取了自然主义强调文学应从生活实际出发，并认真体察生活，真实描写的合理内核，融入他早期以真实性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理论中。
　　然而茅盾除了和左拉都要求文学作品“真”以外，他们对“真”的内涵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茅盾所说的“真”，首先是指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人生的真实反映，即“实在人生的写真”。（20）而左拉所说的“真”，则是指从生物学的人的尸体中把一切丑恶解剖出来，从人的躯壳中发掘“兽性”。左拉认为“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人的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都有疾病的根子一样”。（21）茅盾要求文学反映的人生，“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22）左拉则批评巴尔扎克小说对整个社会的反映，强调自然主义只《从生理学家的手中，取出孤立的个人来”研究。他认为自然主义作家的任务在于：“掌握人的现象的机理，指出生理学家将给我们解释在遗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的智慧与情欲表现的部件，然后指出生活在他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怎样每天改变着社会环境，又怎样自己反过来在环境中经受着不断的改变。”（23）很明显，左拉将人变成了生理学笼子里的动物。
　　其次，茅盾所说的“真”，还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主观感情要真实。这种感情不仅要“真挚”，而且它“一定是属于民众，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茅盾强调作家要表达民众感情，反映民众愿望，作民众的代言人，作家在作品中所表露的感情，应能引起社会广泛共鸣。所以他要求作家“表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25）对民众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
　　左拉的自然主义则完全相反。左拉认为小说家“是人类及其情感的预审法官”，要“冷酷无情”。（26）“小说家只是一名记录员，他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27）因此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掺入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因如此，所以左拉在《卢贡家族的家运》中赞扬巴尔扎克描写社会生活的真实，却反对巴尔扎克喜欢“在人类事务上下断语”。左拉认为小说家不要做政治家、哲学家、道德家，只要做科学家就行了。
　　不难发现，茅盾对现实主义文学“真”的理解，与左拉自然主义存在着质的差异性。虽然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把“真”当作自己的美学原则，但是由于内涵不同，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
　　三
　　对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等关系的认识，茅盾曾受到左拉自然主义某些影响，但却作出与左拉完全不同的结论。茅盾和左拉都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然而“现实”指什么？两人的回答截然不同。
　　左拉所要反映的现实，“是回到人和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28）他所谓的“人”，不是体现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的人，“他是能思想的动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29）所以左拉强调“必须先从人的存在的本源去认识人”。（30）自然主义文学是要描写“本源”的人，描写自然人原始的属性。实际上左拉排除了“社会的人”，根本取消了人的社会属性。他不理解：“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31）
　　左拉所说的“自然”，包括个人生存活动的社会环境。左拉在泰纳思想影响下所理解的环境，即“化学和物理”的环境，受“自然的法则”所支配。虽然这种对环境的研究，也为左拉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空间，但是这种理解是狭隘、僵化的，不能认识人类社会繁杂的事件，也不能阐明现象后面的真实本质。这种以生理学为基础的环境决定论，把人们的认识限制在生理学对社会生活机械武断解释上。左拉这样说：“社会的循环与生命的循环是同样的：在社会中也有一种连络各不同成员、各不同机构的相互依存，就象在人体中一样，它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如果一个机构出了毛病，其他许多机构就会受到影响，一种复杂的病症就接着发生了”。（32）在左拉看来，社会如同人体，社会毛病的产生也和人体疾病发生的道理一样。左拉用生理学观点观察社会，只能使他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走进误区，从而在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上作出错误的回答。
　　看一下左拉对《贝姨》的分析就清楚了。左拉认为，由于于洛好色的本性，他的行为导致了整个家庭的毁灭，引出了种种次要的悲剧。他说：“一个成员于洛堕落了，他周围的一切马上就随着腐败变质，社会循环被扰乱了，社会健康受到了损害”。（33）很显然，左拉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病症，说成是由好色的原始决定论支配的象于洛这样个人引起的，只要治好这些个人的毛病，社会的复杂病症就会不治而愈。所以他假设“人们能够治好于洛的好色，或者至少能够约束他，使他不能损害他人，这样一来，这个悲剧就立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大家因此恢复了平衡，或者，说得更妥当一些，重建了社会躯体的健康。”（34）左拉根本不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决定社会本质，推动社会的发展，看不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基于对社会的生理学观点，所以左拉自然主义不遗余力地揭露人的“兽性”，以期净化资本主义社会。
　　茅盾要求文学真实反映的现实，不是左拉所说的回到“动物”的人和自然，而是社会人生。这社会人生也绝不是左拉所谓的在遗传规律支配下的个人及家族史；“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是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茅盾不象左拉那样认为社会毛病是由个人引起的，他很明确指出中国社会问题是由旧的专制制度和观念造成的，因此要求新文学揭露社会病根，唤起人们改造社会。
　　现实主义文学也写个人，但那不是左拉所指的生理学家眼中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写个人不是为了揭示人的原始丑恶的本性，而是为了揭露社会的病根，“欲以文学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做代表”。（35）因此茅盾要求文学描写的个人，是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特点、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
　　茅盾摒弃了左拉自然主义生理学观点，将作家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考察，要求新文学反映占人口绝大多数、属于被损害被侮辱者的被压迫群众的人生；要求作家“表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作品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这与左拉自然主义存在着最根本的区别。
　　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茅盾早期曾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36）这很显然是受到自然主义纯客观机械论的影响，但是茅盾并不象左拉那样认为人生只有罪恶和黑暗。他指出：“人生有光明与黑暗，正象一枝玫瑰上，长着刺，也长着美丽的花。”（37）所以他对自然主义文学只揭露人生的罪恶提出批评。茅盾说：“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38）自然派文学对人生只能起批判作用，别无积极意义。茅盾要求文学“具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39）这是自然主义文学不能胜任的。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茅盾要求中国新文学作家既要学习自然派的技术长处，客观深入地观察人生，真实细致地表现人生，“指出现人生的缺点”，“提出一个补救缺憾的理想”，（40）使人不悲观，指人走正道。显然，茅盾突破了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理论苑囿，使他的早期现实主义理论具有新的特点。
　　总的说来，茅盾早期对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虽然受到左拉自然主义观点和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因素决定论的影响，但他却作出了与左拉不同的解释。茅盾强调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决定作用，突出了文学要表现社会生活的观点，提出只有“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他强调时代对文学的影响，要求文学反映时代面貌，表现时代精神，指出“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41）他认为由于人种民族的不同，文学的情调、风格等各不相同，因而文学必具有民族性特点；茅盾还特别重视作家人格，认为成功的作品总有作家的人格融化在里面。这是左拉自然主义不可能有的内容。可以说茅盾受到泰纳、左拉观点的启发，但避开了他们唯心主义的错误，建构了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
　　茅盾对左拉自然主义的态度，不仅在“五四”时期难能可贵，而且对我们在改革开放年代学习外国文学艺术亦大有启迪。茅盾既不盲目地照搬左拉自然主义理论，也不盲目地全盘否定，而是根据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根据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需要，有选择地汲取，有分析地扬弃，反映了茅盾对外国文学艺术绝不“唯新是摹”，也绝不拒之门外的科学态度。不论茅盾早期文学观点有无偏颇，然而他对待外国文学艺术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
　　茅盾致曾广灿的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3期。
　　《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载《小说月报》13卷6号（1922年）。
　　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7号。
　　愈之《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东方文库1923年）。
　　原载1922年9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0期。
　　（13）（14）参见《〈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1号（1920年）。
　　《通信：雁冰复徐秋冲》，《小说月报》第13卷4号。
　　《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12卷12号。
　　（18）（19）（20）（25）均见《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3卷7号。
　　（11）《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2卷8号。
　　（12）（17）《一般的倾向》，《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3期。
　　（15）（16）（23）（26）（32）（33）（34）左拉：《实验小说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大出版社1986年版。
　　（21）（27）（28）（29）（30）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同上。
　　（22）（35）《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24）《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2卷2号。
　　（31）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36）《文学与人生》，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37）《包以尔的人生观》，《小说月报》第13卷4号。
　　（38）（40）《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原载《改造》第3卷第1期。
　　（39）《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11卷1号。
　　（41）上引均见《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