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愈新：再谈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献，六十年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茅公生前多次答复有关询问，因事隔多年，记忆有所出入，语多猜测，在所难免。各种鲁迅、茅盾的传记年谱和有关文章，谈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或贺电者不计其数，都因缺乏确凿的史料，语焉不详。笔者从童小鹏同志《军中日记》1936年4月26日记载“休息，阅《斗争》报载的上海各团体来信，兴奋已极”，获得线索，终于在1995年8月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喜出望外。9月间鲁迅研究学会在武陵源举行的鲁迅研讨会上，笔者将这一发现告诉了鲁迅研究界的朋友。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编审约我撰写发现和考证的经过，我很高兴的答应了这位老朋友的约稿。
　　1996年7月纪念茅公诞辰100周年之际，新华社7月1日发布《陕西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消息，《新文学史料》第3期刊出拙文《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之发现》。至此，学术界多年争论不已、悬而未决的难题，终于有了正确的答案，划了一个完整的句号，鲁迅、茅盾联名的提法也得到恢复。但近年有人企图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所以有必要再次论证，以正视听。
　　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致红军贺信，由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注：《斗争》原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军长征期间停刊。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用过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所以复刊后的《斗争》从第74期至102期称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从第103期至127期改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第95期全文刊载。当时鲁迅、茅盾都居住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上海，所以刊出时编者加的标题是《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用“”以代人名。
　　来信共三段。第一段是：“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第二段是：“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第三段是：“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接着是“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四句口号。最后署名为“一九三六、三、廿九。”
　　来信的主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祝贺红军渡河（黄河）东征的胜利。来信的开头没有称谓，而第三段开头称：“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据此，笔者将来信冠以《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标题。
　　为什么认定来信最后署名“”这两位两个字名字的中国文化界领袖就是鲁迅和茅盾？程中原先生提供了一件新的文献资料。即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川交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在这种情形下，两方面对群众争取的情形表示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的，这以共产党为首，以新的政策来动员，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深也拥护，可以说广大群众是已经接受了。（以上是会议记录的摘要，记录者是杨尚昆同志）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东征以后的形势，提到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当然是就他们在东征以后的言行来说的。同5月20日的一封长电联系起来看，毛泽东说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东征贺信”。（注：程中原《应该肯定下来的和需要继续考证的“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林育英（即张浩，当时为共产国际代表）、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12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肖克、关向应、夏曦并转各负责同志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震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正如内部长电中所说，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即刊出上海抗日团体《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1936年3月25日）、《全国民族武装来信》（1936年3月26日）、《上海抗日救国联盟来信》（1936年3月25日）和《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1936年3月29日）以及《满洲三千万同胞的代表的来信》（1936年3月24日。这件来信经陈福康先生考证，认定是萧军先生的信）。
　　1936年7月6日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信中说：“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沈雁冰，即茅盾）好吗？念甚。”“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共领导人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拥护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的一个热诚的回报。（注：程中原《请向鲁迅转致我们的敬意》，载《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
　　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悼念鲁迅专版《鲁迅先生的话》特栏中，摘录《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中的第三段“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至“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注明“摘鲁迅来信”。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落款署名为“”明显是两个人的来信，而编者只注明摘鲁迅来信，而没有注明另一位联名者，是因为当时茅盾还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之故。茅公生前说过：当时“这将冒砍头的危险”。（注：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七）》，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期。）
　　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央内部长电已经说明鲁迅、茅盾有来信。《红色中华》在两人署名的来信中，清楚的注明“摘鲁迅来信”，《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为鲁迅、茅盾来信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童小鹏同志1997年12月9日给笔者的信中说：“你考证的是鲁迅、茅盾是正确的。1936年4月26日，我在山西红一军团保卫局看到的《斗争》是油印的。”“我认为过去有人传说鲁迅、茅盾的信是在听到长征到陕北时写的，那是误传。信中明确写了‘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是1935年10月，鲁信是1936。3。29，时间差几个月。”
　　1979年6月17日笔者和一位研究生阎庆生（现陕西师大教授）在北京访问茅公时，谈到他和鲁迅致红军贺电或贺信时，他谈了曾多次谈到的内容，最后说应以当时文字记载资料为准。1996年7月初纪念茅公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我在大会发言后，茅公爱子韦韬先生也谈到茅公生前说，以当时文字记载为准。现在发现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所载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正是最权威的文字记载。
　　《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刊出丁尔纲先生《从“长征”贺电到“东征”贺信与阎愈新同志商榷其“发现”与论断》。（以下简称“丁文”）《广东鲁迅研究》1997年第34期合刊，也载有丁先生从题目到内容与《新文学史料》所载完全相同的文章。
　　考证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必须言之有据，要用确凿的史料作证，可惜丁文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料，只是反复使用“妄断”、“轻率判定”、“急功近利”、“冒失”、“炒作”、“平添了一些混乱”、“把猜想和推断当作立论的根据”等词语，用以否定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刊载的《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是鲁迅、茅盾来信，可谓“满纸荒唐言”。且看事实：
　　一、有谁见过“长征贺电”的片言只字？
　　冯雪峰同志1951年在回忆录中谈到，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鲁迅和茅盾共同送去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朱总司令正转战川、滇笔者注）庆祝胜利的电报。（以下简称“长征贺电”）但他始终没有能提供“长征贺电”中的片言只字。冯雪峰同志在1972年11月回答上海鲁迅纪念馆同志的访问时说：“我没有看到（电文）原件。”“电报是信的形式”。茅盾先生更是多次声明没有看到起草的电文。
　　丁文说：“当时史学界、文学界通常确认的贺电文字，是由16个字两个标点组成的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话最权威的引用者，是冯雪峰领导的曾出版十卷本《鲁迅全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他们把此信作为《鲁迅书信集》的卷首语；标题是：《致中共中央》。该书注曰：‘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上述许多健在的当事人对此也从未否定过。”“后来学界仍称‘长征贺电’，也是有道理的审慎态度。”
　　1947年7月27日出版的太行版《新华日报》，对开6版。第5版到第6版刊载“本报资料室”编写的《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一九二七、八、一、至一九四七、七、大事年记》。大事年记约一万余字，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的产生与发展”；第二部分是“粉碎围剿”；第三部分是“长征与三年游击战争”；第四部分是“为实现抗日而奋斗”。这一部分开头称：“一九三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段记载十分清楚，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鲁迅先生写信祝贺，并非如《鲁迅书信集》注文所写是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发出的贺电。只要把《新华日报》所载原文与《鲁迅书信集》注文加以对照，就能看清书信集注文牵强附会的明显错误。这句话也不是出自鲁迅贺信，笔者将另文论述。
　　丁尔纲先生坚持认为《鲁迅书信集》卷首语出自“长征贺电”，还请冯雪峰同志和“史学界、文学界”来支持自己的错误论点。众所周知，冯雪峰同志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接着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等各种职务，走上了一生最艰难痛苦的道路，于1976年1月含冤离开人世。1976年8月出版的《鲁迅书信集》的错误注文与冯雪峰同志二十年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职务能有什么关系？
　　六十多年来，丁尔纲先生所说的冯雪峰同志和史学界、文学界，有谁见过“长征贺电”的片言只字？至于为什么《鲁迅书信集》编者写出那样明显错误的注文，今天书信集的编者大都健在，是不难考查清楚的。
　　丁文还根据舒乙先生《茅盾先生的解疑信》（199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以肯定“长征贺电”，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岂不知舒乙先生的错误论断早已被纠正过了。舒乙先生是根据1977年4月8日茅盾先生给罗荪先生的信和太行版《新华日报》1947年7月27日的记载得出结论：“至此，关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电贺长征胜利的谜便可大体解开了。”笔者在1993年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关于鲁迅致信红军祝贺东征胜利》，指出舒乙先生论断有误。丁尔纲先生以早已纠正了的误断作为立论的基础，还会有什么结果？
　　丁文还说：“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摇着头对我说：‘起码我写文章是不会引用和确认的’”。朱正先生“摇着头”也能作为否定这件珍贵文献的依据？朱正先生注重考辨史料，是《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作者，对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这样十分严肃的问题，丁文公布朱正先生的表态，不知是否征得同意。丁文所引笔者在纪念茅公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后的即兴问答，没有征求笔者意见，多有不实。
　　二、茅盾先生没有资格称为中国文化界领袖？
　　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于1933年出版之后，鲁迅先生感到非常自豪，1933年2月致曹靖华信中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动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
　　瞿秋白同志当时就指出：“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载1933年4月2日、3日《申报自由谈》）五十多年后，王瑶先生1983年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说：“瞿秋白同志的话，到现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但事实证明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注：王瑶《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载《茅盾研究》（1）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6月版。）
　　萧三先生1937年为茅盾《子夜》的俄文译本写的序言《论长篇小说〈子夜〉》中说：“茅盾的长篇小说，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甚至保守的和反动的批评家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茅盾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注：萧三《论长篇小说〈子夜〉》，载《茅盾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吴宓先生1933年4月10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中说：“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可口语之文字”。
　　当年救国出版社在《茅盾〈子夜〉翻印版序言》中说：“《子夜》是中国现代一部最伟大的作品。”
　　朱自清先生1934年4月1日在《文学季刊》第二期发表的《〈子夜〉》中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多起来了，但真能代表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
　　戈宝权先生在《谈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中说：“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他开始文学活动时起，就潜心研究外国文学，介绍外国文艺新潮，宣扬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观点沟通了中外文学的关系，扩大了我国文学界人士的眼界，开拓了我国文艺的园地，同时也推进了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用自己大量的杰出小说作品，反映了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实生活和大革命前后以及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斗争，由于这些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从而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注：戈宝权《谈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载《茅盾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所以茅盾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中外文坛早有公论。但近年有人由于浅薄浮躁，居然把茅公排除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外。
　　五十多年前，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发表《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中说：茅盾先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
　　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都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新文学的大师，称他们为中国文学界的领袖，或中国文化界的领袖，都是当之无愧的。丁文说：“当时被称作文化界领袖者多矣！鲁迅只是其中的一人。茅盾尚未能忝列其中”。丁尔纲先生是研究茅盾的专家，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尽可以说茅盾先生当时没有资格称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但无法改变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许广平先生在《欣慰的纪念》中回忆鲁迅先生对茅盾先生的爱护与推崇。许先生说：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这回手挽手地做民族解放运动工作，在艰难环境之下，是极可珍视的。有时遇到外国友人，询及中国知识界的先驱，先生必举（指茅盾）先生以告，总不肯自专自是，且时常挂念及先生的身体太弱，还不及他自己。”有人对茅盾先生颇有异议时，鲁迅先生“辄不惜唇焦舌敝，再三晓说：对外对内，急需人才，正宜互相爱护，不可减轻实力，为识者笑而仇者快。”
　　三、《红色中华》悼念鲁迅时鲁迅还能在上海吗？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20日开始瞻仰遗容。22日下午1时50分举行启灵祭，4时30分左右抵达墓地，举行葬仪。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发表演说，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和《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个杂志社致词，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在一片沉重的哀悼歌声中，先生的灵柩垂落进墓穴。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安息在万国公墓。
　　1936年11月10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斗争》第116期，刊出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世界人士书》。（注：阎愈新《纪念鲁迅的珍贵革命文献介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发出的三件函电的标准文本》，载《鲁迅研究年刊》1984年号，《鲁迅研究资料》（15）。三件函电标准文本复印件，已赠送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上海、广州、厦门鲁迅纪念馆展出。）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悼念鲁迅专版，在头条位置刊载10月22日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注：阎愈新《纪念鲁迅的珍贵革命文献介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发出的三件函电的标准文本》，载《鲁迅研究年刊》1984年号，《鲁迅研究资料》（15）。三件函电标准文本复印件，已赠送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上海、广州、厦门鲁迅纪念馆展出。）下方刊载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政府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中部偏左特栏刊载《鲁迅先生的话》。一段是：“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指共产党编者）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的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摘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另一段是鲁迅、茅盾来信中的第三段，即：“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最热烈的欢迎及拥护。（摘鲁迅来信）”
　　丁文说：阎愈新认为“那‘’四字就是鲁迅、茅盾。至于为什么以‘’代名，阎愈新的解释是‘因当时鲁迅、茅盾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他又认为《红色中华》只注明‘摘鲁迅来信’而未注明茅盾，‘同样出于茅盾尚在上海之故’。这就十分奇怪了：难道《红色中华》编者隐去茅盾姓名是因为‘茅盾尚在上海’却注出鲁迅姓名，是认为鲁迅‘不在’上海吗？”
　　丁尔纲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是多种学会的理事，鲁迅先生安葬一周之后，《红色中华》10月28日刊出悼念鲁迅专版注明“摘鲁迅来信”时，鲁迅先生还能在上海吗？也许丁先生急于否定鲁迅、茅盾来信，在心态方面出了点毛病，才发出这样的责问也未可知。
　　四、红军渡河东征震惊中外鲁迅先生能不知道？
　　红军东征是从1936年2月20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到5月5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转战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歼灭晋军7个团，俘虏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扩红8000名，筹集资金50万元。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与长征同垂不朽（杨尚昆语），获得全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丁文说：“也是最重要的，此信中包含的中共与红军的信息量大得惊人。仅中共中央文件就提到三份，对红军东征的山西战况也了若指掌！鲁迅对这些文件与消息到底从何处得知？”
　　鲁迅、茅盾来信中开头就说：“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刊出五封上海来信。来信写于3月24日至29日五天之内。这可能是党的地下组织专门组织的。三份中共文件，也可能是党的地下组织提供的。至于具体是哪位或哪几位地下党的同志组织的，有待进一步考查。
　　丁文说：“阎愈新列举《红色中华》及上海报纸报道‘东征’的材料是想证明鲁迅等了解情况。《红色中华》鲁迅看不到，因此没有证明作用。上海各报的报道，其政治倾向多是支持中央军与阎锡山部如何‘援晋’‘迎剿’红军。”
　　鲁迅先生看到中央文件，为什么就一定看不到公开发行的报纸《红色中华》？
　　拙文中说：“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震惊中外，《红色中华》、《大公报》、“中央社”、“路透社”等均有报道。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采用的是世界几家大通讯社的消息。《红色中华》2月26日发表社论：《拥护陕甘红军的东征，为抗日讨逆奋斗到底》。消息有“东征红军胜利向汾阳前进”。《大公报》2月25日、26日要闻版头条大字标题：《阎就绥蒙会长官职，陕共渡河晋军准备迎剿》。《援陕晋军一部东撤，孙楚飞柳林传毛泽东已入晋》。2月27日刊出《陕共入晋情况》：“由本月二十日夜起，迄今中阳属之上坪村及三交镇石楼所属等处渡口渡河”，“入晋者已逾万人上下”，“由毛泽东率领指挥”。3月3日要闻版题为《毛泽东等在三交镇，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阎召开军事会议即下令总攻》。3月7日要闻版头条大字标题：《中央决派军援晋，计分三路每路兵力各二师，商震电阎愿率部入晋》。中央社太原3月9日电：“阎锡山昨（8日）电驻京办事处报告：在晋西与共匪激战，我方伤七八千余名，亡五千余名，实为空前未有之剧战云。”
　　丁尔纲先生对上述介绍熟视无睹。难道国统区报纸的政治倾向能够一手遮天？《大公报》“传毛泽东已入晋”，“毛泽东等在三交镇，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的大字标题，以及《陕共入晋情况》特栏载：“由本月二十日起，迄今中阳属之上坪村及三交镇石楼所属等处渡口渡河”，“入晋者已逾万人”，“由毛泽东率领指挥”等字样，读者还看不清楚？《申报》当时是中国第一大报，1936年2月24日至3月28日，
　　共刊载红军东征消息27条，其中作为要闻版头条的就有13则。2月24日刊出鲁迅先生《记苏联板画展览会》一文，同日刊载红军东征消息。当时只要平日注意报纸新闻的人都能了解红军东征情况，更何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贯重视报刊消息，他的很多杂文取材于报刊，对红军东征这样震惊中外的重大新闻，鲁迅先生能不知道？丁尔纲先生何必故作“大得惊人”状？
　　五、从上海“乘‘专车’”十天时间还不能到达陕北？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写于1936年3月29日，《斗争》于4月17日刊出。从写信的第二天到刊出的前一天，共18天时间。丁文说：“扣除从收到‘信’（电？）到决定刊出的上上下下决策公布与编发等时间，实则途中只有十天挂零。”“即便当时存在上海陕北的‘秘密渠道’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封锁区，即便乘‘专车’，十天时间能从上海送到陕北吗？”
　　《斗争》是32开蜡纸手刻油印本，出版快捷。卷首二百余字的编者的话，注明写于4月14日。可见从发稿到出版只三、四天时间。1936年1月间，宋庆龄先生派中共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从上海到陕北给党中央送信。董健吾和张子华往返于上海与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说明当时上海陕北之间的“秘密渠道”是存在的。至于丁尔纲先生说的“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的封锁区”，这就是丁先生缺乏基本的历史地理常识了。1937年7月7日“卢构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大举侵犯我国。1940年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建立。1936年时，上海陕北之间是根本不存在敌伪封锁区的。
　　上海到西安是通火车的，全程1500公里，乘普通客车两天时间。西安到肤施（延安）也通汽车，全程370公里，有两天多时间也够了。肤施到瓦窑堡90公里，骑马送信，一天时间。冯雪峰同志1936年4月20日从陕北出发，4月25日即到上海，只用了六天时间。1940年5月24日上午8时，茅盾先生随朱总司令的车队由西安出发，傍晚在铜川一家旅店歇宿。25日午后一时许拜谒黄帝陵。在黄陵前摄影留念。茅盾先生被朱总司令点名讲了黄帝的故事。晚上在富县招待所休息，26日午后二时许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这样算来，由上海到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只有六天时间。丁尔纲先生所谓“即便乘‘专车’，十天时间能从上海送到陕北吗？”的疑问应该解决了吧！
　　六、丁文指责《红色中华》编者和新华社有什么道理？
　　丁尔纲先生写的是讨论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文章，却节外生枝，对《红色中华》编者和新华社进行了无理的指责。《红色中华》编者鉴于鲁迅先生逝世，但茅盾先生还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上海，所以摘登鲁迅、茅盾来信时，只注明“摘鲁迅来信”，隐去茅盾先生姓名。而丁文指责：“这封完整的信署名为‘’两个人。而非‘鲁迅来信’中之‘鲁迅’一个人。由此可见《红色中华》的‘摘’引者态度是否严谨，大可置疑。”丁先生又犯了如前文所述责问：“这就十分奇怪了，难道《红色中华》编者隐去茅盾姓名是因为‘茅盾尚在上海’却注出鲁迅姓名，是认为鲁迅‘不在’上海吗？”的错误。陈福康先生反问丁尔纲先生：“丁先生不知道注出鲁迅姓名的这期《红色中华》是鲁迅追悼号吗？鲁迅已经逝世，写出他的名字是不怕敌人再去迫害他了；而茅盾还在，是需要保护的。《红色中华》编者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不严肃’，有什么大可置疑呢？”（注：陈福康《鲁迅茅盾致陕北贺信不容否定》，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丁文指责新华社和许多报刊：“最令人遗憾的是：新华社和许多报刊，尤其是新华社，对阎愈新（之发现）、（新发现）前后相互矛盾、论证多不可靠的两篇文章，竟然两度‘炒作’，人为地造成轰动效应。而对自己两次报道相互矛盾处，又不自行纠正。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与权威代言者，不能认为这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陈福康先生在《鲁迅、茅盾致陕北信不容否定》（注：陈福康《鲁迅茅盾致陕北贺信不容否定》，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一文中反问：“我认为，阎先生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更正自己原先的看法，应是允许的，而且正表明他态度严肃认真，不应嘲讽。当今文坛上无聊的‘炒作’确实不少，应该批评；而阎先生的文章宣传的是鲁迅、茅盾对党的拥护，正是难得的好文章，本身写的正是‘大事’，又谈何‘当作大事炒’呢！”“丁先生不但毫无道理地指责阎先生‘大肆张扬’甚至还认为新华社和一些报刊发表这样重要、精彩的消息不是所谓‘严肃的负责的态度’，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而据友人告知，丁先生此文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以前，已在广州某刊一字不差的发表过。不知这算不算‘两度炒作’？”丁尔纲先生是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也沾染了当官作老爷开口教训人的恶习，明明是自己错了，还要指责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与权威代言者”，如何不严肃不负责任，有什么道理？这样的文风我们已经久违了，但愿其不再死灰复燃！
　　综观丁尔纲先生“商榷”全文，一切从个人凭空的设想出发，不能正视历史的客观事实，文章中反复使用的那些“妄断”、“轻率判定”、“冒失”、“急功近利”、“平添了一些混乱”、“把猜想和推断当作立论的根据”等等词语，不正好是丁先生文章的写照？
　　讨论学术问题，大家都要在学问上多下功夫。一篇“商榷”《斗争》所载《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是否为鲁迅、茅盾来信的文章，理应尊重历史事实，让史料讲话，仔细论证，而丁先生虚张声势，盛气凌人，强词夺理，冷嘲热讽，油腔滑调，焉能谈到学术争鸣。“文如其人”的名言，在丁文中又一次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