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平：茅盾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关系述评

　　自觉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作传的创作意识
　　巴尔扎克曾经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这也是茅盾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态度。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组织联系后，虽然无法直接参加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仍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以积极的参与意识置身于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漩涡和激流之中，用艺术的描写充当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书记和传记作者，从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事性、纪实性、传记性的特征。他总是把自己的艺术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捕捉和传达那些新近发生的重大事实。茅盾紧密地、经常地、直接地以当代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在这些事件尚未从当代人的印象中消退时，便将它们纳入和熔铸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他的许多不朽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艺术的大事记，是纪实的文学报告，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现实主义的编年史。记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蚀》的第一部，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四个月后便动笔写成的，第二部是在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写成，第三部写成于一九二八年四六月。仅仅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就完成了对大革命历史经验的记录和艺术概括。他的第二部史诗性的巨著《子夜》，也是直接记录和概括一九三年春夏间在我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距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也只一年有余。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虹》，是写“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近十年的“壮剧”，展示了这一历史时代的面貌和青年思想发展的历程。发表于一九四一年的《腐蚀》，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共卖国的丑恶行径为背景，描写了一九四年九月中旬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国民党统治区最肮脏、最黑暗的一个角落，其时事性、纪实性也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也大多追踪时代风云，概括现实生活事件。《林家铺子》以“一二八”前后江浙一带农村为背景，真实记录了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压迫下农村经济和小城镇商人破产的历史图景。《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真实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现实和农民的觉醒、反抗的过程。他的散文特别是杂文，更是攻守的利器，针砭时弊的投枪，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思想史的形象性记录。
　　茅盾文学创作的鲜明时代特色，记录历史事件的热情和真诚，追踪生活的及时性，根植于他的高度识力和使命感，根植于他的自觉地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立传的创作激情和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观矛盾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总是为回答中国现代革命史提出的问题而立意，而谋篇，总是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保持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他不是离生活很远，很远，而是靠生活很近，很近；他不是热衷于表现自我的感情和思绪，而是努力追踪历史事件，反映时代的脉搏，捕捉和表现崭新的典型性格；他不是以一个纯文学家的身份而创作，而是热诚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立传而创作。这就使他的艺术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服务意识，具有直接参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斗争的倾向性。这是茅盾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茅盾对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
　　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他总是明确地、自觉地写历史，完整地描摹社会生活的全景图。这就使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构思恢宏、阔大，具有深重的历史感的鲜明特征。他的每一部作品（包括每一篇短篇小说），都不是偏于生活的一隅，片面零散地写生活，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处审视生活，着力勾勒奔腾汹涌的生活巨流的博大雄浑气势，显示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在谈到《子夜》的艺术构思时茅盾说，他创作《子夜》是“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为要自保，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又说：“《子夜》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后来这个大规模地描写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的完整面貌的宏伟构思虽因作者的生活积累的不足而作了重大的修改，但仍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即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囊括了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因此《子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中国社会生活的史诗性巨著，是一部概括中国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他的《第一阶段的故事》构思也甚为阔大，打算通过对“八一三”战争的全面描写，歌颂抗战初期的“民主”及各阶层人民积极投入抗战的热情，同时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战真反共的反动政策，揭露投降派和日寇的罪行，描绘抗战初期的社会矛盾的立体图画。《霜叶红似二月花》亦构思宏伟，“打算写‘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个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
　　不但他的长篇多具有概括社会生活完整面貌的气势和宏伟构思，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也不是只截取社会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描绘生活的一个枝叶和小小的涟漪，而仍然具有概括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显示它的完整的画面的气势和博大的构思。正如他所指出的：“我觉得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作长篇，无以剪短似的”、“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我所写的短篇小说，严格说来，极大多数并不能做到短小精悍而意味深长。我的许多短篇小说还不是‘生活的横断面’的表现”。所以然之故，主要是茅盾关注的是描绘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再现它的雄浑博大的气势，是写出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写生活的一叶扁舟。这就使茅盾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杰出的“书记”，再现中国现代革命史风云变幻的史诗规模的巨匠。通观茅盾的全部作品，我们几乎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全部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人物的声容笑貌，从而组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立体式的生活画卷，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时代典型的卓越创造
　　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不同，他在人物创造中，关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个性、命运、精神状态、癖好等，而是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他们身上所深深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他笔下的人物，既不是某种个人欲望的代表和某种命运的象征，也不是某种性格和精神状态的体现者，更不是某种品质和“人性”的化身，而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既不是从琐细的个人欲望中产生的，也不是他们的某种性格、个性、癖好或所谓个人品质、人性所使然，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到的”。这就使茅盾的人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强烈的倾向性，集中体现了历史潮流的骚动与趋势。茅盾虽然明确说过：“‘人’这是我写小说的第一个目标”，但茅盾所要表现的人，不是“人性”的人，不是个人欲望的人，不是某种个性、情感和思绪的人，也不是某种性格和命运的人，而是显示历史潮流的人，体现时代特色的人。他虽然也写人的德行和丑恶，也写人的情感和情欲、性格和遭遇，但他要表现的却不是这些表层的东西，而是通过这些描写，更好地显示他们的社会政治意识和历史潮流对他们的巨大影响。他在《写在〈野蔷薇〉的后面》中曾直截了当地承认：“这里的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各人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意识形态”。“公允的读者总能够觉得恋爱描写的背后是有一些重大问题吧”。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富于寓示性的，许多人物都是富有象征性的，都是在表层描写的背后透露出重大的问题的。他的小说几乎都是社会性小说，都是历史化的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性格小说、“人性”小说。《动摇》里写方罗兰在恋爱问题上的动摇，目的在于揭露他的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动摇性。《幻灭》中写静女士与抱素、张惟力的爱情纠葛，不仅是意在表现她的不断追求、不断幻灭的心理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她的这些心理和情感活动，反映大革命时期整个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创造》里写娴娴因与丈夫冲突而出走，目的在于暗示“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曲折，但是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他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虹》、《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中的人物，也莫不如此。《子夜》中的吴荪甫、赵伯韬更是如此。他们大都是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而不是单个的某个人；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而不是性欲、个性、“人性”的化身。这也是他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的显著特征。一言以蔽之，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茅盾创造的人物的共同特征，是茅盾创造人物根本原则。通过茅盾创造的人物，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而且认识了他们所属的时代。这是茅盾创造人物的最显著的特色，是茅盾作品中人物的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也是茅盾作品中人物的灵魂和生命。取消了人物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意识形态性，也就取消了茅盾作品中人物的特殊价值，并进而取消了茅盾本身。
　　茅盾在人物创造上突出人物的时代特征和意识形态性，是他的人物创造上的一大优势，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经过茅盾卓越的艺术创造，我国的现代文学，才跨进了新的天地，实现了文学的带有根本意义的突破与超越，才使我国的现代文学最终与批判现实主义划清了界限，而攀登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峰。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将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自觉而成功地运用于创作实践的开创者，是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革命现实主义大师。茅盾在突出人物的时代特征和意识形态性的创造中，不但与忽视和否定人的时代联系和人的意识形态性的作家显著不同，也与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些将人物写成时代精神和阶级属性的单纯传声筒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同。茅盾创造的人物，既是时代的、阶级的和一定思想倾向的代表，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笔下的人物，特别是他创造的静女士、方罗兰、梅女士、赵惠明、吴荪甫、赵伯韬、林老板、老通宝等，都是不朽的艺术典型，而不是时代精神、某种阶级属性和某种思想倾向的简单的、贫乏的、肤浅的图解品。在他们身上，既有着强烈的、厚重的时代气息和历史深度，体现了历史潮流的骚动与趋势，鲜明有力地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矛盾斗争，又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这是茅盾既远远高于不能站在进代和历史的高处，不能把人物放在巨大的历史潮流中加以艺术表现的作家的地方，也远远高于将人物简单地、肤浅地写成时代精神和阶级属性传声筒的一些早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地方。茅盾既是自觉写时代，写历史的大师，又是将时代和历史艺术化的巨匠。
　　注释：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茅盾：《再来补充几句》。
　　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
　　茅盾：《〈茅盾选集〉自序》。
　　恩格斯：《致拉萨尔》。
　　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后面》。
　　转引自张毓文：《茅盾小说时代性的再认识》，《文学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