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视为一部权威性著作。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今年的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后，德国之声记者与在北京的顾彬进行了电话联线。 德国之声：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莫言。您认为莫言是理应荣获这一最高文学奖项的世界一流作家吗？ 顾彬：我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他简直就是我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因此，首先我要说，我为他感到高兴，为中国感到高兴，为中国文学感到高兴。但我的批评依然是有道理的。 人们在莫言那儿读到了什么？必须说，莫言有本事写出畅销小说。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 德国之声：您批评莫言的核心是什么呢？ 顾彬：他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作为中共党员，他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而不是体制外的批评。他讲的是整个故事，而自普鲁斯特（Proust）和乔伊斯（Joyce）以来，写现代小说就不能这么写了。公平起见，我现在必须说，世界上没有受众，德国也没有受众还接受詹姆斯乔伊斯。受众希望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是人们说的传奇，里面有祖父、之后是父亲，然后是孙子，一讲就是30、40年。现代小说是以比如说几年前荣获毕纳西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瓦尔特卡帕赫（WalterKappacher。）为代表。他讲了一个人的11天，集中讲一个人物。而中国小说家却不这样，因为这里的受众德国受众现在也一样希望眼前就像在放一部电影，而不是集中描写单独一个中国人的心理。 德国之声：莫言被批评家您刚才也谈到，他只是提出体制内的批评。有的批评家还指责他说，和共产党也靠得太近了。 顾彬：看过红高粱的人就知道，里面出现了极力对中共加以赞美的人物，这非常令人难堪。不过，先不说这个。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 德国之声：您认为为什么诺奖委员会会把文学奖授予莫言？ 顾彬：公平而言，必须说，过去一再有根本不应该得这项奖的人得了奖。或者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会说，这些获奖者也许并没有特别到应该得这项特别的奖。我想，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而不是比如说优秀得多，具有更多更多代表性的北岛，他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个奖会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吗？ 顾彬：只是从坏的方面。因为那些小说家除了为数不多的好的小说家外讲的都只是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在80年代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在我80年代的杂志和文字中，我也是这么介绍他的。但作为先锋派作家却无法盈利。自从市场在中国完全占主导地位以来，人们想的就是，什么可以在中国卖得好，在西方卖得好。然后人们认识到，如果回到经典的、传统的中国叙事手法，就像过去300、400年流行的那样，就有受众。也就是说，回到那种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手法，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数百人为中心，翻来覆去讲男人女人，离奇故事，性与犯罪这些话题，就能够成功。现在，不仅是中国市场，连美国和德国的市场也被这样的小说家左右。他们相应也就代表了中国文学。但其实也有完全不同的、好得多的中国文学。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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