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每一代都有渴望正义的梦想

　　野夫
　　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100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凭借《江上的母亲》获台北2010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乡关何处》获2012年度《新周刊》新锐榜年度图书。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北京
　　《乡关何处》悄悄地火了。一本散文集，成了读者心灵互相碰撞的“文林秘笈”。
　　2012年岁末，作者野夫在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演讲，标举“边镇少年的梦想之旅，铁血男人的雄性教育”，一时听者如云，网友、大学生、教授中都有他的粉丝。
　　野夫曾经是一个诗人，亲历时代大变革的风起云涌。2004年才重新开始在网络上写作，第一篇文章是《别梦依稀咒逝川》。那时候，野夫还不会打字，用手写板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来的。第二篇文章是《江上的母亲》，悼念他失踪十年的母亲。文章放在网上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重视。2006年，野夫跑到大理，重拾写作。更多的时间则是在全国各地游走。他说：“我喜欢去结交拜访各路朋友各路高人。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路上而不是在书案前。”
　　在作品中，野夫描绘了一个江湖世界。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三个字可以分别用来研究中国士人的传统：侠，隐，僚。“一个传统的士人没有步入仕途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三种出路。行走江湖，起身抗暴者谓之侠；协助官府，出谋划策者谓之僚；既不惹官府不惹廊庙也不帮官府，就谓之隐，所谓的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在这三种路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当然每个身份里又可以研究一番了比如隐，隐于山林是一种隐，隐于市井也是一种隐。因为隐于市井者要谋生，很多都去做了郎中或者算命卜卦之类的，因为这些人也都是要有文化知识的。还有的甚至是隐于屠狗者之流，这就是《游侠列传》里面的荆轲、高渐离一辈人物。”而野夫本人，便是一个充满江湖侠气的人物，用生命来写作。
　　2012年5月，野夫将这批文章结集为《乡关何处》，副题是“故乡，故人，故事”。野夫感慨：“老话说山河依旧人事全非，如今山河都不依旧了。虽然我的文学在讲故乡故人故事，但是我怀念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故乡。在那个精神层面上的故乡，包含了心中遥远的很纯朴、很正派、很磊落的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活着的一些人，仿佛今之古人，仿佛古之君子，是这个时代日渐稀少的事物。我们在追忆那些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一段纯净岁月的伤悼。”
　　视刘道玉校长为恩公
　　时代周报：你是1962年出生的人，但是文风受时代的影响不是很深，仿佛是民国的那种依稀的文风，也保持了从明清小品这一路走过来的气息，为什么会这样？
　　野夫：可能与我从小的阅读有关系。我1968年上小学，1978年中学毕业，基本上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我们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很难读到书，学校也不怎么上课，我可能自己有一种很奇怪的求知欲。可能受到我外婆的影响，外婆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她父亲是清末民国初留学日本，学法律的。她小时候上过私塾，在民国时候像这样识文断字的女孩不是很多。小时候，基本上是外婆带我，培养了我的阅读兴趣。我从小很着迷地到镇上的大户人家去收书看，我中学以前基本把古代流行的章回小说读得差不多了，后来又读唐诗宋词。
　　1978年高考，我是我们县一中唯一考上的文科生。我上了大学，终于在大学图书室里有机会看到现代的一批作家作品，原来都是作为毒草。当我突然接触到五四白话以来的经典文学，非常喜欢那种“五四体”，或者胡适先生称为“放足体”。我对那种文风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它有文言的底子，但确实是新的白话，也有一些外来的句式。从那个时候比较偏好这种文风，不知不觉就形成一种习惯。诗词曲赋，我都能写，而且可以写得比较地道，我的旧体诗词比较严格地遵守格律，我现在可以写标准的四六骈文。虽然在当代写这种东西实际是没有意义的，但它是一个个人修养，就像武术的站桩一样，站桩跟打架没有基本关系，但是站桩一定是武术的基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今天好像有点民国风的文风。
　　民国的文风，在主流的媒体也好，大学老师里面也好，好像是断的。但是在民间，我认为有一种隐隐的传承。中国道统一直在民间，整个廊庙被破坏的时候，在民间是在传承的。礼失求诸野，历来王朝颠覆了，但是道统、礼俗隐隐在民间传承。比如，我写过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李如波，他后来自杀了，我写旧诗受他的影响很大，甚至我的文风也受他的影响，他写我的几十封信一直保留到今天。我16岁上大学，他28岁上大学，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他的爷爷是民国年间的私塾老师，也算中国的乡村知识分子，古代叫村学究。老李的每一封信我都很喜欢读。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觉得他的文章就是得了民国风。我也喜欢看民国的大知识分子之间写的信，郁达夫、丰子恺的信很有意思，那种文风是非常舒服的。
　　还有一个我还没写的人物，叫简笠。简笠是一个民国年间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在利川完全过着农民的生活，我父亲带着我经过他的茅草屋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利川的大才子，后来打成‘右派’开除了。”我就到他们家去找书看，简先生那时候是农民，“文革”结束以后平反了，重新把他弄回来教书。他成了利川一中的老师。我们是两辈人，他是当时利川一中古典修为最好的人，他能写一手标准的旧体诗词，我跟他有很多诗词唱和。民间的传承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而还隐隐存在。在中国的广大山野间，每一个县都有类似这样的人存在，还保留了遗民风。
　　时代周报：后来你去读武汉大学，是不是很重要的人生转折？
　　野夫：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每个省都有边远的山区青年，就像当年沈从文在湘西，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到北京来。他租一个小破屋住着，寒冷的冬天，一个人默默地给副刊写稿子。多数的边远山区的孩子都有一个要走出深山的梦，这个梦激励着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在我的童年，也从来没有出过山。外婆跟我讲火车、轮船，城市的房多高，街市多宽，在我的童年无法想象都市的模样。我外婆跟我描述火车像一条龙，呼噜噜怎么奔腾而来，那时候我们连电影中都没看到过火车。我对遥远的城市有一种好奇的梦，不是要到城市去成名成家，当官发财。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无数的新奇吸引着我要去看一看。所以我很感谢刘道玉校长，一直视刘道玉校长为恩公，因为全国的大学自他开始搞的这种招生改革，就是面对社会招插班生，在社会上已经有一些成就的人，没有本科文凭的，可以考武大，直接进去读三年级，读两年拿本科文凭出来。我们就考进去，改变命运了，出山来到平原上大学。因为上了武大就有重新分配的机会了，人生就有了新的选择。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学术风气是相当活跃的？
　　野夫：（上世纪）80年代的武大在全国高校排前十名是毫无疑问的。刘道玉治校，率先搞学分制，学生就自由了。当年邓晓芒、易中天都是讲师，今天易中天的风采实际在那会儿就有，教室窗户上趴着人听他的课。我跟易中天那会儿已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上课间歇，我们就上去互相递烟，抽烟聊天，可以到他家去喝酒。那时候老师不仅讲课，晚上还开一些讲座。武汉处于珞珈山和东湖周边，湖山一梦系平生，关系着我的平生。
　　80年代的诗歌至今无法超越
　　时代周报：你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狂热的诗人？
　　野夫：我那会儿主要是诗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全国的诗歌社团应该是几万个。我们偏僻的鄂西就有几个诗社，在文学上几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都有几个诗歌社团。（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是很有意思的，诗歌运动常常伴随着思想运动，诗人是这个社会最不安分的一个群体。那时候诗人到处流窜，就像武术练了要去对拳一样的，出去切磋，一见如故，就去你家吃你家住了，穿上你的衣服脱下他的衣服然后就走，这是第三代诗人运动里面的一个常见现象。我当时在武汉接待了大批诗人，诗人们去哪里，都知道心中是要拜访哪几位诗人，就去串连。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新诗，艺术水准如何？
　　野夫：新诗的艺术水准，如果不算民国年间，我认为诗歌所达到的鼎盛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没有超越它。其中，我最推崇的是李亚伟，我认为他创造了一种新诗体，而且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新诗体。李亚伟的修辞是一种很独特的修辞，真正耐读。那时成名的新诗人集体水准都不错，但是有一个弊端：把诗人的名字抹去，把一百个诗人的诗放在一起，光读诗很难读出来这是谁的诗。但是李亚伟的诗，混在人群里面，不署名，基本上都是能认出来这是李亚伟的。我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要有自己的风格，就像开餐馆一样，要有一道独特风味的独门菜，这个菜馆就会有很多食客。
　　时代周报：诗人中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早年写新诗的人晚年写旧体多有佳作，典型的例子是聂绀弩，早年写新诗，也写杂文，但是晚年的旧体诗，50年来无出其右。
　　野夫：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超越他。我近些年来所写旧体诗，都是想学聂绀弩的。我认为聂绀弩是对旧体诗的一场革命性推进，如果旧诗还有生命力的话，必须要有一批聂绀弩对旧诗进行一场革命。这种革命是一种有限的革命，就是不能打破传统的格律，哪怕是用白话、英语单词写的旧体诗，它都是有格律的。但是它又确实旧瓶装着新酒，把当代事物用进去，而且还韵味十足。写聂绀弩这种风格的旧体诗，并非聂公一人，还有杨宪益、启功、邵燕祥等。当然这里边，聂公写得最好。他把白话引入旧诗，真是漂亮至极，你看，“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脚板生鸡眼这种俗事，都用到旧体诗里，用得那么好。而且鸡眼对羊肠，太绝了。
　　时代周报：诗人转写散文，文风常常别致。像北岛以前写新诗，后来的散文就写得非常好，这也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野夫：一切的语言文学中，诗歌是极致，是对语言的一种顶级训练。真正受过诗歌良好训练的人，语言是有语感的。语感又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当我们不写诗歌来写散文的时候，我自己创作的实践中感受得到，一个句子写在这儿，这个字多余了要把它删掉，觉得这儿差一个字要补上。就像一个作曲家，觉得这个音符用在这儿很生硬，要把这个音符拿掉。散文不押韵，其中的韵律感是语感在起作用。语感的句式这一句长这一句短，表面上看是信手拈来的，对写作者来说实际是有匠心在其中的。我也喜欢北岛的散文，我相信他的散文也是与诗歌语言训练分不开的。我自己知道，我的散文与我的诗歌的底子是分不开的。
　　还有，诗人观察人有一些独特的感觉。为什么说诗人多愁善感，是因为他敏感。一片落叶落在我们俩面前，诗人会在心里面动一下，而普通人觉得大自然就这样，落叶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诗人写人的话，会关注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会另觅不同的观察角度，我们经常说：这个细节打动人。
　　江湖的传统其实没有断过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江湖”。从《史记》里面的《游侠列传》，到晚清的谭嗣同与大刀王五，这种传统发展至今有没有断？
　　野夫：没有断过。自古江湖社会和廊庙是对立的。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江湖是合法存在的。整个西南地区，高官巨贾教授名人很多都是袍哥子弟，因为袍哥分有浑水袍哥和清水袍哥，浑水袍哥是有点江湖打擦边球的范围，清水袍哥是士绅阶层的，完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干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这种组织化的江湖不存在了，并不意味着整个江湖传统、江湖道义不存在，这些东西是一直在默默传承的。香港、澳门、台湾到现在，江湖都是合法存在的。为普通人维权也好，为社会公益说话也好，行的是最古老的侠义道。墨子的精神的传承，扶弱抗暴，侠者之流是奉墨子为祖的。这种伟大道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支精神传承。这种传承现在民间还广泛存在，类似现在各种NGO组织，我认为江湖翻译成外文就是NGO，非政府组织。
　　时代周报：你在民间碰到类似的江湖人物多吗？
　　野夫：我算是碰得比较多，我写了一个灰色的人物，就是王七婆。他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他有行侠仗义之处，为朋友两肋插刀，但他也有类似于鸡鸣狗盗之事。这一类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不能称之为侠，但是又不能简单地把他归类于黑社会。江湖和黑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江湖是个中性词，黑社会是个贬义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一定要容许民间社会的发育，江湖就是民间社会发育出来的。民间社会越发育，政府才可以越来越小，社会越来越大，应该提倡的正是大社会小政府。
　　过去乡下有什么事情，找袍哥大爷投诉，袍哥召集几个大爷来一起议事，大家都叫到茶馆，甲乙双方，互相来举例说对方的是非，大家听完以后就一起在茶馆里面断出是非。这叫“吃讲茶”，吃讲茶是整个西南地区曾经广泛存在的民风。不需要官府插手，几个乡绅就把这个是非断了。我是主张未来社会要开放一部分空间，容许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基层社会一定要提倡自治，过去朝廷皇权不下县，县以下都是属于广大的自治。未来中国的权力也要收缩，要退出，要从很多领域里面退出。
　　时代周报：讲到文学，梁羽生、金庸开创了一个独立的武侠世界。胡金铨、张彻拍的电影也开创了一个新的电影世界。这种风气在香港风生水起，而且成为香港文学、电影的主流。
　　野夫：甚至成为世界电影的一个类型，世界文学的一种类型。但这不是横空出世的，因为武侠小说自古都有，唐代的笔记小说里面有虬髯公，更不要说民国年间的平江不肖生那一类的，鼻祖要追到《游侠列传》。太史公的《史记》应该是国家的正史，把游侠这一个边缘的群体专门写进列传，可见他如何看重这一种人群与文化。我认为金庸他们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是有创新的，但是其来有自，不是横空出世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寄托文人的一种理想，其实武侠小说是寄托了很多人的理想。因为社会黑暗不公是任何时代都有的，越是黑暗的时代越渴望有一种侠。
　　美国人也渴望有蝙蝠侠，都渴望超人，都渴望一个几乎是像上帝一样公平公道公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代我们出一口恶气，这是一种人类的梦想。
　　每一代都会有这样的梦想，渴望道义，渴望正义，渴望公义。
　　绕不过的故乡
　　时代周报：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专门提到他的母亲。你的书里，讲你的家乡，写到你的外婆、母亲、父亲、伯父、叔叔、朋友、老师。早年的记忆是不是文学非常重要的源泉？
　　野夫：我最初的启蒙不完全是文学的启蒙，还有生活的启蒙。我相信莫言的母亲像我的母亲，都是来自于普通世界的草根人物。我们并没有家庭的文学熏陶，我们并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亲人对人的智慧的最初启发，肯定是影响着一生的。你的父母辈是善良的人，你成长多半会是一个善良的人。你的父母是一个与周边邻里天天打架吵架，对人很坏很恶的人，这样的孩子多数也会变成一个与人很难相处的人。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比较讲究传统道德的家庭，一些教养从吸奶开始就渗入血液了；当写作的时候会变成墨水宣泄出来。从我个人经验是这样感受的，以至于从我的一些朋辈中间，我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影子。
　　我跟人交往，要是觉得这个人很不错，由于原来不是一同成长的话，我常常爱打听别人的家事，常常会问：你父亲做什么的，你爷爷、外祖做什么的。我认为家世的影子是存在的，我这种血统论不是“文革”期间的血统论。我的血统论毫无疑问是从科学的角度看人，因为西方研究分子生物学的，认为人的一切都是DNA决定的。遗传密码是可以被科学家破解的，甚至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与他的遗传密码有关系。DNA的密码决定了人的性格智商心地甚至才华，有时我是觉得人确实是非常宿命的。
　　时代周报：你的书名叫《乡关何处》，让人想起中国人典型的情结：一种是《诗经》中《硕鼠》的“适彼乐土”；另一种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在西方，爱因斯坦在晚年题写过“为彼此的乡愁”，萨义德的回忆录则是《格格不入》。
　　野夫：一个生命的过程，除开父母给你的肉身这个硬件以外，还有就是故乡给你最初的精神的软件，给你的编程。在北京，各省人都到这来，你跟大家一起吃饭会发现，每个人其实都忠实于童年的口味。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味蕾上的乡愁》，我们的乡愁很多都来源于味蕾。我到国外，可以天天去吃人们羡慕的西餐，但是对不起，我不想，我天天盼着赶快回到故乡，因为我忠实于童年的味觉。故乡给你最初的味觉，给你最初的语言。方言中有很多词汇的感觉，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翻译的。同乡之间一听，就会会心一笑，知道那个最好的分寸的词汇，这个词汇是外人所不懂的，是同乡之间的一个暗语，一个秘密。
　　像李白在故乡长大了，然后要远行求仙访道，李白一生中也在追求学武侠。当你20岁出门负剑远行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硬件和软件都在你的故乡基本形成了。以后漫长的游历，实际上是斩不断跟故乡之间的血脉联系的。我们出发走了千山万水，到了异国他乡，假设是一个写作者的话，故乡是他绕不过的一个巨大的话题。
　　沈从文离开故乡多少年了，基本上一生都在写凤凰，都在写湘西。死了，还要埋回去。我的故乡和沈从文的故乡都属于同一个地域武陵山区，自古以来都是叫西南蛮夷之乡。我们山川风物民俗都是相似的，我奉沈先生为我的文学偶像，我非常喜欢他的东西。他们那一辈眼中看到的东西是我没看到的，我只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到我们前辈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专门去了他的边城茶峒，翠翠、摆渡的老人，恍如隔世，是我的成长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的。但是我看到这一辈的人物，就是我笔下的这些人，是沈先生没见证过的，也是我的后代又将看不到的。这些古老乡村的风景，因为时代飞速发展，整个乡土中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所谓山河依旧人事全非，现在是连山河都不依旧了。
　　实习生张海洪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