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电影贺岁化与“傻乐时代”的文化消费

　　2010年的贺岁电影，让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时代。中外大片纷至沓来，影院中购票的人群排起了长队我们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艺术体验”而疯狂。前几年，人们还在忧心忡忡地讲述中国电影市场的种种不景气，忽然之间，中国电影就迎来了年票房60亿元时代。更有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中国电影应该超越日本，突破年票房300亿元大关；单部电影票房超过10亿元。
　　然而，这种热潮的背后却隐含着值得深思的问题：电影的火爆，总是和“贺岁”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2009年末、2010年初，中国电影贺岁档期竟然从12月延续到2月底，接近80天！换句话说，一年365天，我们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在电影贺岁；如果用电影的纪年方式来生活的话，则我们平均每四天就要过一次年！
　　这就出现了“电影贺岁化现象”：各家电影制作公司，都看到了“贺岁片”巨大的利润空间和人们岁末消费的热情，纷纷制作贺岁电影，或者力争把电影上映时间挤进80天贺岁档；与之相应，能否在贺岁档中利用各种手段引发观影热潮，就成为重中之重，就连国外大片也要挤贺岁的战车，力图在这个档期创造各种新的票房神话。
　　在这里，“电影贺岁化”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消费的畸形与单一。
　　首先，“电影贺岁化”无形中规定了电影生产总是不能脱离“挑逗观众”、“引诱观众”的方法。这种机制可以简单称之为“电影海报化”，指的是一部电影上映之前，总是要启动宣传工程，轰炸人们的视听，形成对电影的种种误读。“预告片”成为电影海报化的代表形式。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预告片都有对真实电影的“误读”。《三枪》并不是视觉盛宴的大片，却营造大片印象；《倔强的萝卜》的预告片则旨在激发人们高科技体验的幻觉；在《十月围城》的预告片中，我们仿佛又置身于《叶问》的回肠荡气之中显然，电影贺岁化，就免不了电影海报化，就免不了以“勾引观众”为重心来进行宣传。不妨说，电影贺岁化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们先去“想”电影，再去“看”电影；制造“想”的工程，要重于制造“看”的幻觉。
　　电影贺岁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影片文化内涵的空壳化，或者说，电影的视觉重量大于电影的文化重量。看之前很想看，看之后不耐看，成了轰轰烈烈的2010年不同贺岁片的相同命运。
　　不难看到，电影贺岁化的恶果就是艺术电影的彻底消失。各大一线、二线院线，都已经彻底资本化、利润化了。无形中，“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剔除了“谢晋色彩”，完全不再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有任何关系。经由贺岁电影，我们实现了通过电影逃离生活的过程。
　　我们越是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就越是要寻找一种形式来躲避思考生活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电影贺岁化正是这种心理幻影的直接结果。
　　显然，电影贺岁化，显示了中国的“娱乐文化”正暗中走向“傻乐文化”。一方面，大型资本融入电影市场，形成了贺岁电影的空前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想象性遗忘”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电影贺岁化也凸显出中国“知识大众”反思性和批判性品格的整体丧失。
　　所谓“傻乐”，就是以肌体快慰来代替精神愉悦的一种“后情感形式”。在后情感时代，只有“快慰”才是最好的感情商品。只要快乐和舒适，不要沉重和压抑。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的情感，只要快适就好。明星荟萃的《十月围城》只有变成“惊悚片”才会获得市场。换句话说，观众只喜欢这部电影的激烈与壮观，而不去设想孕育这种激烈与壮观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沉重的肉身”，失去了“沉重思考”和“沉重体验”的艺术能力。我们深深陷入到离开真实人生的美学漩涡之中。在这里，电影的贺岁化所预告的“傻乐时代”，乃是这样一种时代：对于历史和现实，乃是“看，却看不见”；对于快乐与刺激，则是“一定要看”。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的逻辑。
　　在这里，“傻乐至死”的文化消费，旨在鼓励一种“零反思”阅读行为。即我们追求的就是快乐，所以，艺术作为国家美学工程的核心，已经不断地满足“快乐需要”了，也就没有必要，也逐渐丧失反思现实公正与否、政治合理与否的能力了。“傻乐”，作为被国家美学工程暗中激励的一种的文化形式，必然把“躲避反思”作为“轻松生活”的重中之重了。2010125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