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丽平：东北亚国家现代化的韩国模式剖析

　　摘要：韩国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和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模式，被西方学者称为“第3种工业文明”。韩国现代化模式的最重要特点，是重视现代化中的人的精神因素，即文化因素，因此韩国道路可以称之为“文化强国”的典型。特别重视教育（基础教育），重视现代化中“核心精神”价值，重视人的智慧和科技含量，即重人甚于重物，这一特点应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为各国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现代化；模式；文化；理性
　　从文化角度看，东北亚6国（中、日、韩、朝、蒙、俄）的现代化道路，从模式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物质强国型”（即“工业强国型”，以俄国为代表），一种为“文化强国型”（以韩国为代表）。韩国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以文化趋动经济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及前苏东国家很遣煌？南执？？？被西方称之为“第3种工业文明”。那么，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它与“工业强国型”模式有什么不同，这种模式具有什么优势或劣势，这就是本文试图探索的内容。
　　一、韩国世界“第3种工业文明”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突然崛起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开始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根据韦伯原理，引发了对韩国文化（以儒教文化为主体）在现代化中功能问题的讨论和探索。这种讨论与经济问题的结合，便提出了韩国现代化模式问题。西方学者把西方现代化道路称为第1种现代化模式，把苏联东欧现代化道路称为第2种现代化模式，把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称为第3种现代化模式或“第3种工业文明”。
　　第1种模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最大特点是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基础上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即以发展近代工业为核心的经济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从轻工业（以纺织为主）开始，积累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最后由工业化带动农业、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可以称为工业化道路，其实质是工业强国道路。韦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作了分析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理性化过程”。他甚至认为“理性化过程”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韦伯的这一理论后经柏森斯、哈伯玛斯的深化和完善，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推断说，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工具理性”化过程。以“工具理性”为价值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可总结为下述几点：以个人主义或个人奋斗为核心价值，以唯利是图为经营手段，以取得最大利润或最大财富为目的。在这幅以金钱为目标的个人奋斗的图画中，生产力、科学技术、财富和人的智能等等都得到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切使资本主义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时代，也使西方成为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有自由、人权、法制等等先进的东西产生，但这些都是为维护个人发展和私有财产合法占有服务的。正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实利而轻伦理，重工而轻文，使能克制物质欲的“新教伦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抛弃得精光殆尽了。于是，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便预言，西方已开始没落。这种没落首先是从精神或文化开始的。但无论如何，首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还是令倍受压迫、穷困落后的东方和南方国家羡慕不已，纷纷学习效仿。但当它们真正到了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它们也看到了西方模式的深深的缺欠，认识到西方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之路。
　　第2种现代化模式是前苏联东欧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理论上的奠基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认为，苏联在20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策划工业化时，已落后于西方50～100年。为赶上资本主义，苏联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即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在工业化这一点上，苏联要走“捷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强国，才能为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斯大林认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这样，斯大林就把工业化定格为重工业化。斯大林的理论和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后被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搬用。苏东式的重工业化道路，表面上看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捷径”，实质上仍是西方“工业强国”的老路，而且产生更多的负面恶果，至今已基本上被抛弃。韦伯早就认为，重工业或计划经济，其“实质合理性不但会与形式合理性发生冲突，有时候还会背离其所要追求的实质合理性的目的。”从实践效果上看，苏东模式把西方工具理性或物质强国模式推向了绝对化和极端化，因此它更加远离人的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而把功利视为第一甚至唯一。
　　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也包括某些东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却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既不同于第1、2两种现代化模式，又吸取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以东方儒教为基点，正确处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条东方式的现代化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又出现了现代化的第3种模式，它是由“工业东亚”国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创造的。其中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韩国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更具典型性。东亚现代化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较，有许多根本性不同，但也吸纳了前两种模式的许多优点，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进行了新的优化组合，形成了一种高于或优于前两种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从宏观上看，第3种模式与前两种模式有以下的不同。
　　1。在如何处理现代化中的物质与精神问题上，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第3种模式既摆脱了西方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根基的“工具理性”观，又拒绝了苏东国家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工具理性”观。而是采用东方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二战后东亚的儒家文化，已经是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新儒家文化了。
　　2。在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虽然实行的是西方的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市场原则为运行机制的路线，但西方经济机制已被进行了某些改造，以适应东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环境。
　　3。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虽然大量吸收苏东模式中的某些成分，如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国家制定发展计划（“5年计划”），扶植大企业和重视重工业等政策，但在国家所有制与现代化基本运行机制上又与苏东国家有根本区别。
　　4。当东亚现代化开始时，世界现代化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人才成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抓住时机，做到与时俱进，狠抓教育与人才培养，抢先占据有利地势，造就了比西方与苏东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应该说，东亚国家创造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新道路、新模式“文化强国型”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世界第3种现代化模式，代表了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也更加完善的模式，但是它的缺欠或弊病也不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弊病的反映。但从长远、从宏观上看，第3种模式的优越性将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得到证实。
　　二、发展教育韩国现代化的起点
　　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韩国人最值得称道的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的素质，实质上就是重视人，不是把现代化盯在“物”上。韩国的现代化，与前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抓教育开始。
　　韩国在1945年从日本统治下“光复”以后，就大抓教育，尤其是抓基础教育，实际上这已是韩国现代化的开端，只不过当时韩国人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直到现在，韩国人也仍认为，韩国的现代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
　　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南北分裂，南方的韩国1948年建国。但从1945年开始，南方的韩国人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条件下，就开始抓教育。据韩国的有关资料统计，半岛刚一解放，南方便动员了大约全部儿童的13入学，其人数已达100多万，并开始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当时的韩国文盲率高达78。到1955年，文盲率已下降到12，到1958年，文盲率已降为4。到1965年，适龄儿童（6～12岁）的入学率已达98，在校儿童总人数已有500万人左右。因此，韩国的教育得到了OECD及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
　　韩国人抓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花大力气、投大资本抓基础教育，即抓中小学教育。抓基础教育见效慢、不易出成果，但基础教育却是从根基上强国立国的措施。韩国人的教育投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教育投资，一般占政府整个预算的15以上。在对教育大投入基础上，其国家经费的分配，通常是高等教育只占10左右，就是说，有90左右的教育经费都用于中小学教育。这种政策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但也是有远见的。除国家投资外，家庭的教育投资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韩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一般占家庭收入的11。1（1991年）。家庭教育投资主要是指学生的课余辅导费用，这种费用在1991年平均每个学生为29161万韩元，最高达100万韩元以上。韩国儿童在成长中大约有70的孩子接受过私人家教。
　　由于韩国一贯执行教育立国路线，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据统计，1945年，整个半岛只有一所大学和18所专科学校，当时共有高校学生7819名。但到1991年，仅南部的韩国已有高等院校580所（其中461所为私立），共有大专学生290万人，研究生9。1万人。高校学生比刚解放时数据猛增378倍。韩国高校学生与总人口之比为6。39：100，比美国的5。3：100还要高。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更是惊人，1992年，包括小学、中学、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及幼儿园在内的1。9万所学校共有各类学生1147万人，按韩国总人口4634万计算，在校学生已占总人口的14左右。
　　韩国教育对现代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至少以下几点应该给予肯定：1。从1945年开始培养的一代人，在60年代工业化开始时，已成为有文化的建设大军，教育不仅仅是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也提供了科学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国家管理人才。2。由于全面接受中等以上教育，使韩国全国居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居民素质上了新台阶，充分保证了现代化的需要。3。全民普及中等教育，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韩国青少年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国民精神”，即“为国家和民族顾全大局、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韩国于1968年颁布《国民教育宪章》，重点是提倡国民精神教育。教育给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建设人才、国民素质、国民精神，也包括国民觉悟和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三、韩国现代化模式的特点
　　被西方称为“第3种工业化”的韩国现代文明，与西方及苏东模式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东、西方学者都在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从宏观上说，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的“动源”，即支撑现代化顺利进行的文化不同，由此形成与前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支撑韩国现代化的是儒教文化，其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儒教提倡笃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
　　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支撑韩国现代化的东方文化因素，无疑与西方文化有着极大区别。西方文化以“工具理性”为核心，把个人奋斗、功利主义、竞争和物欲摆在首位。
　　因此，韩国与西方现代化，由于“动源”截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世界各国学者给韩国的现代化下过多种定义，如“结构转移模式”、“发展分析模式”、“内在增长模式”等诸多观点。韩国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韩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多是从某些侧面解释各种因素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仅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恰当的。韩国的经济发展是韩国儒教传统文化和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韩国现代化模式定义为“儒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定义能解释韩国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那么，韩国的儒教市场经济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呢？除了文化上的儒教根基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特征：
　　1。从总体上分析，韩国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的基本模式，但在具体的运行中不同于西方的标准模式，其中不仅注入了苏东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某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把韩国自身的经济特征作为制定经济战略的出发点。从发展基础上看，韩国的最大特点是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但人口的密度大、人口资源丰富，形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2。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先实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60年代以后，积极与世界市场接轨，由进口替代战略变为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保证了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韩国，在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后，在竞争中处于高速发展的有利地位。
　　3。吸收苏东模式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制定政府主导型开放战略。由儒生（知识分子）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实行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和干预，保证国家对资源、资金、人力的合理分配，保证了国家发展中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占据有利地位。在政企之间实行垂直领导和政企合一政策，由政府直接扶持大财团（大财团企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高速发展。
　　4。在工业化开始不久（70年代），便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到了重工业上。政府制定“重化学工业”（HCI）计划，把钢铁、机械、石油、化学、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列为6大“战略产业”，力图建立自立经济结构。这是引进苏东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强国）经验的结果。
　　5。从国家少资源而多人力的特点出发，制定优先发展知识人才战略是韩国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韩国固有的儒学传统，有重视人的教化、重视教育知识的渊源，这一传统为人才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人才战略使韩国的工业化不仅保证了高素质（有文化的劳动力），也保证了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重视知识和人才，是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谋求发展的最根本措施。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第3种现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总之，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注释：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上海：三联书店，1997。332。
　　“韦伯学”的主要原理，除参见韦伯的一系列著作外，还要参见他的后继者柏森斯、哈伯玛斯、丹尼尔贝尔等人的一系列著作。是这些人深化和完善了韦伯原理。韦伯原理对当代世界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辽海出版社，1999。175，254～255；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50，58～59，81
　　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Z〕。斯大林全集（第八卷），112113。
　　李红杰。韩国国民素质考查报告〔R〕。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5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