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化经典尺度，相反倒是文化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文化之中，文化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经典作为一种尺度仍然存在于每个文化家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文化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化在修改中国文化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在我看来，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是“走近经典”。在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文化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文化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念，进而提出要不断“走近经典”，不断创意经典，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新经典。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在提出“走近经典”以后，我又进一步具体化为“创意经典”、“文化原创力”、“文化输出”等，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文化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化应在当代中国文化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坚持以文化为心性的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经典作品中吸取养分，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按照这样的文化理念创作出的作品，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文化精神的症候。我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文化经典”，对“文化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当代文化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优雅的“晋韵”与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文化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在我看来，文化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在于文化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文化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战略。当代文化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在当代文化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化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将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化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文化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文化创作方式，文化本体结构、文化接受方式、文化传播机制、文化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再中国化”实行“走近中国文化经典”的路程是艰难的，因为以文化个体的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化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只有中国文化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大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世界的！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多种危机共振的形势下，新世纪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寻绎出亚洲美学思想、东方文化思想，中国艺术观念和艺术创作手法、风格、流派和交流方式，同时找到国际审美的共同形式，不再跟在美国后面做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而是将中国文化元素提炼出来，构成新的文化艺术方式，将中国神没经验逐渐世界化。这种艺术生产和消费模式表明，这个世界不再由中国说了算，也不由欧洲说了算，也不由美国说了算。在美国金融危机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中，中国应该大声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战略：当今世界美学精神不应该再是一种西方丑学精神，而是整合了东西方精华以后的“大美学精神”，中国文化形象应该是一种“大文化形象”，新世纪的书法应该是一种“大书法形态”。只有这样对人类未来文化艺术负责地有所作为，人类未来的艺术才不再是丑陋和恶心的，而是绿色生态的和美好可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