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托马斯曼的愤怒

　　1986年米奇尼克经历着人生最黯淡的时期。那是他于1989年12月之后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时年40岁。在这种时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个标准的德国贵族托马斯？曼。曼（l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曼正好在瑞士逗留，从此开始一去不复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根据曼写于19331936年间的私人书信集，米奇尼克写成了这篇《堂？吉珂德和开骂》。
　　米奇尼克笔下的托马斯？曼，首先是一个对政治冷淡的人。这种冷淡不是出于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远为复杂。作为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种表达都存在与其相反的表达，每一种权利都有与其相反的权利；在相悖的立场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价值，因而“每一个结论都是一个过于简单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曼远离政治，是防备被拖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化陷阱，担心自己被弱化为一个简单的政治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一的敌人，就是“简单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尽管一开始就看不惯纳粹行径，但是在最初的阶段曼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国的读者，希望通过作品继续和德国民众保持联系。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曼并未停留在这种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复向自己提问：我有权利这样做吗？这是否也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样成立：一个在复杂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冒险家，为什么要无视自己更高的责任，来为这种腐败的东西费口舌？难道“让这个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责任？”
　　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曼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外部的现实越来越严重干扰他的精神现实，“我的道德批判意识处于持续激化状态”。他的工作计划一再受到耽搁。而他个人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时代危机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感到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到什么时候给这个邪恶的政权以沉重的一击，尽管他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与德国政府公开摊牌。说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涩，曼一刻也没有忘记把邪恶当作邪恶，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为纳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国的美好前景，当时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都这样做了。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面前，曼从来没有动过心。
　　结果是，这位处理人类最复杂晦涩的事务的大师，德国贵族礼仪和完美行事的典范，在私人书信中形容纳粹时，用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种酒吧里打架斗殴的语言，对于审美家来说，是如此地不入流。看起来，这位人类最智慧的大脑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辞上失掉了控制？这是为什么？
　　这批信最终的签署日期是在1936年，距离欧洲开战还有三年，而纳粹在集中营里暴行被揭露，还在更后面。曼为什么如此被激怒？到底什么东西刺痛了他？野蛮和荒芜！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蛮”这个词。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为“一个陶立克式德国腓特烈男人”，这让他尝到了忍受的极限。精神上的野蛮（“浪漫主义的狂热”、“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骗”）和现实中制造“恐怖”和“恫吓”相结合，所造成的是民众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和屈从。这样一种政府声称代表德国，对这位从路德和歌德传统出来的、深爱自己民族的德国作家来说，等于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曼对于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主导型情绪“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与这样一种蛮横不讲理的力量去争论，是徒劳和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的。“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元首总理对话的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感到完全的无助。”米奇尼克分析道。于是，“他转向开骂”。
　　动荡摇晃的现实引起了作家进一步的忧虑：眼下的危机是不是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是不是人道主义这样一种价值已经接近它的尾声？你看，那么多的欧洲人接受了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愤怒，他们的国家高兴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难道不应该有人出来纠正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曼本人的做法也变得让人不可思议。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参与提名被关押的德国记者奥西爱茨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被指责为有违作家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反讽精神，对此，曼的回答是：“一个纯文学的捍卫者应该为他自己感到可怜”。比较起所有诗篇，“当代文化环境的政治斗争”，要来得更加重要、关键和有价值。
　　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也必须借助人类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价值。他可以对这些背景和价值作出自己的阐释和改动式的评价，但是不存在这么一个地平线，创造的活动就失去了缘由。野蛮的纳粹是对于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的疯狂破坏，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一个作家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而是连基本的人类生活都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废墟和荒芜。这完全构成了对于一个作家基本工作条件的破坏，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码生存条件的破坏。这时候如果继续对野蛮保持沉默，无异于认同一场对于自身的攻击，更何况这种野蛮事实上已经造成对于某些人们的实际攻击，那些素不相识又是休戚相关的受害者。
　　曼生性不是乐观主义者，他反对野蛮，但无法预见自己的胜利。于是只有咬紧牙关，在一个动荡摇晃的年代，反复念叨：“在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大喊‘根基、扎根’”。他的贵族本性通过这句话偶然现身：“没有什么比在撤退中进行光荣的小规模战斗更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圣经里说的，十个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同样十个人就能够拯救二十世纪的德国民族。他提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托马斯？曼。因此，这位波兰人民的忠诚儿子米奇尼克这样对他的同胞说：
　　当你读到、听到并说起在你的祖国，德国人曾经宣称他们是超人，并以永久帝国的名义大建集中营，进行掠夺和大屠杀，毁坏人的身体和精神时，你们波兰的读者，有责任记住并重复，有一个德国的堂？吉诃德，一个无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国入侵你的国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并希望纳粹刽子手的失败；正是他把人类休戚与共的价值，置于民族主义教条之下的种族法则之上。
　　因此，波兰的读者，当你想起波兰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被送到死亡营和在大街上被枪决，你要咬紧牙关，固执地重复，一个休戚相关、痛如身受的密语：托马斯？曼、托马斯？曼、托马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