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文明有主义之分吗？

　　文明有主义之分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和民主、自由等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样属于全人类，没有阶级、种族之别，也不受国界的限制，更无主义之分。它是东西方人类共同创造的，理应由全人类共享。前几年，胡锦涛在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强调“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同时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提倡“政治文明”，并且将“依法治国”作为前提和首要内容，依法治国总比和尚打伞要好，讲政治文明毕竟比不讲政治文明要好，最起码政治文明的阳光之下，老百姓可以不用选择自焚，也能找到活路。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政治文明”头上戴了一顶主义的帽子，并以主义之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
　　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我粗浅的看法是，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治官而不是治民，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官为本的国度，孟子等所提倡民本主义从来没有成为立国之本，而只是停留在儒家经典中，在道与势之间，道向来居于劣势。秦始皇也讲“法制”，可那是什么样的法制？无非是以严刑峻法制人，主要是老百姓罢了。“刑不上大夫”之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法律在漫长的专制时代都是对付升斗小民的有力武器，尽管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只是一种无力的点缀。官、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个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在不可一世的帝王令牌下呻吟了数千年，官是代表帝王说话的，俗语说官有两个口，怎么说都是对的。法只是执行统治者的意志，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不是普通人权利的保障。依法治国假如不从治官入手，不能在根本上确保芸芸众生的生存与发展，那么这样的法依然是强者通吃的丛林法则。
　　替“政治文明”戴上“主义”的帽子，恐怕也算得上是21世纪的一大发明。但无论赋予“政治文明”什么样的解释，其内涵都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承认公民有其不容剥夺的基本人权，任何统治都应该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比如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监督，防止权力自我膨胀，侵害国家或公民的利益，等等。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文明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人性的弱点，不相信某些人天然地优越于另一些人，没有人可以凌驾在其它人之上，连国家都不能凌驾在社会之上，任意作为。在政治文明的尺度下，任何权力都不是任意的、无限的，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文明有无主义之分，这一问题其实早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岁月就已经解决，这位中共的缔造者在经过无数的曲折、磨难之后发现民主没有阶级性，人类的文明果实没有东西方、主义之分，斯大林的罪恶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发生。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那真是一件悲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