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和“国际关系教授没听说过租借法

　　清明节前夕，京郊宋庄的遇罗克塑像落成，引起了一些议论。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在新京报的评论周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对一个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对遇罗克这个名字完全陌生表示遗憾。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网上广为转载，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很有影响的天益网转载时换了一个更为鲜明的标题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个遗憾，短短几天内访问量就有七八千次，留言簿上有很热烈的讨论。
　　为什么法学博士不知道遇罗克是个遗憾呢？于建嵘这样说：他学的是法学。法律虽是一门实用之学，但并非纯技术性的，它离不开对公平、正义等的价值判断和追求。从这个个案中于建嵘看到了社会上选择性失忆的可怕，呼吁请纪念曾在黑暗中仰望过星空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们。不要在基础教育中抹杀他们的存在，不要在主流媒体中欲语还休。请记住，如果没有他们的鲜血，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今天也许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
　　于建嵘先生的说法虽然令人深思，但我认为还有可商榷之处。我想，法学博士之所以更应该知道遇罗克，并非因为遇罗克是为追求那些普世价值而死，而是因为他死于无法无天的制度。法学博士可以拒绝承担比别的博士更不用说普通人，如果我们有一点精英意识，认为文化精英应该在这方面比普通人做得多一些的话更高的社会道义责任，不但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民族记忆的意义上；但对自己国家几十年前那个无法无天的制度所造成的可怕的冤案，他却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因为这属于中国现代法律史，或者无法无天史。这是他的专业知识的一部分，构成他的专业资格，他以此求职谋生。这些案例应该包括在大学法律系的基础课和他的阅读中；它们的缺席构成整个中国高等法律教育和一些法律从业者的根本缺陷。
　　看了于建嵘先生的这篇文章和引起的广泛反响，我不由得这样想：如果从法学博士不知道遇罗克中可以引出这样的联想和呼吁，那么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如果没听说过租借法案又如何呢？
　　这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大约两年前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遇见一个从中国北方名校来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副教授，在那里做访问。他很年轻，看样子只有三十出头，彬彬有礼，非常斯文。当时人民币要不要贬值正是最热门的话题，美国把人民币和美元的低汇率看成是政府人为的操纵，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让人民币升值。这位副教授说他说参加了一项集体课题，向中央建议在国际上提出或者废除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权地位，或者把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抬高到和美元相等。当我们进一步交谈后，他对我说，他们内部有一个共识：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操纵汇率是美国一个六十年的大阴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时就开始了，看谁威胁到自己就在汇率问题上整他，把他的外汇存底搞掉，方法就是逼他的货币升值，他的货币一升值，他的外汇存底就贬值了。这一升一贬，美国就捞了一大笔。早些年美国看日本发展到威胁自己的经济霸权的地步，就逼日元升值，结果日本元气大伤，经济至今没有复苏。现在美国看中国发展了，有这么多外汇储备，又来玩这手把戏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不能就这样在一升一贬中轻而易举地就落入美国人的腰包。
　　我虽然相信美国在国际货币和汇率问题上绝对不可能替任何外国着想，美元的国际货币计算单位的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地位，但他的六十年大阴谋论和美国一心一意要整别国经济的说法让我觉得头脑有些晕旋。我对经济尤其是国际金融基本不懂，但凭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常识可以相信美元的霸权地位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骗来的甚至是抢来的或者是用枪杆子逼着别人接受的，而是国际经济秩序要求有一种各国都接信任和接受的结算货币。美国当然从中获利，各国也不至于说都是吃亏。至于这个货币现在是不是还应该由美元来承担，甚至美国是不是通过操纵汇率来抢劫它国财富，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对他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除了美国，世界主要国家经济都或者被战争摧毁，或者元气大伤，只有美国不但一枝独秀，而且承担了战后向多国经济援助的义务，我们中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奶粉面粉罐头毛毯药品等等当时在很多地方免费发放，不但重庆有份，延安也争着要。在这个意义上，美元就是美援。我还说其实这不过是美国在战争时期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的延续。美元当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霸权地位的确立，应该和这段美国向几乎每个反法西斯国家和反法西斯力量提供援助并在战后恢复各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历史有密切关联。所以，我们知道的，应该不仅仅是1948年这个抽象的数字，而是整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客观状况吧？
　　听了这番话，他的表情有些茫然。我想大概和我听了他的阴谋论之后的表情差不多。停顿了一会，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租借法案？
　　如果说他的阴谋论让我茫然的话，他的这个问题就让我吃惊了。他是中国顶尖的几所精英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副教授，事业正在上升时期，看他说话的口气不在智库里也离那儿不远，以这样一个身分竟然没听说过租借法案可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如果法学博士应该知道遇罗克更多是出于专业要求的话，那么，对于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租借法案也是如此，它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为战后国际关系和美国霸权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说它和社会道义等等或许没有直接的连系，但却构成国际关系专业知识的一部分，就象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来说应该在他专业背景知识框架以内是一样的道理。
　　但这个国际关系副教授显然不知道租借法案。于是我简单地给他介绍了租借法案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英国和中国就不用说了，就连苏联来说，军火等等不去提它，光是苏联士兵的军靴，美国就提供了好几百万双。美国的援助是以租借的名义，但美国知道这是不可能要别人还的，因为别人付出的是生命，这是无价的。应该补充的是，很多人即使知道租借法案，也不一定知道最终交到受援国手中的，其实只是美国为他们生产的战争物资的一部分，另外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被轴心国的潜艇和飞机击沉了，尤其是1943年以前。换句话说，当美国生产一百辆坦克或一百架飞机时，就已经准备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十甚至更多是到不了受援国之手的。当时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除了盛赞美国的民主，把华盛顿建立的制度拿来和蒋介石式的独裁做对比，对美国是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个举世公认的美誉也从来没有否认过。
　　于建嵘先生对那个法学博士不知道遇罗克的原因作了一些探究，说毕竟，遇罗克们并没有被屏蔽，也始终被一些人怀念并一再提起，因此看来是整个社会在政治导向和现实利益双重影响下选择性失忆的结果。我对此深有同感。拿租借法案来说，它早在80年代初就成为我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当时我在苏州大学历史系读书，租借法案是世界现代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问题，老师不但不回避，反而介绍得非常详细。应该说，象租借法案和美援这样的历史事实，甚至中国共产党当初向国民党争多党政治要一人一票的选举时对美国民主的赞扬和对美援的感激，在当今中国可以说只要你想了解就可以得到相对充足的资料，连中央电视台都制作过和美国二战时对华援助有关的滇缅公路的长篇节目。至于飞虎队等等更是如此。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历史的被屏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大学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专业课上肯定会提到租借法案，同样，遇罗克和林昭张志新等人的名字在很多历史和法律课堂上也不可能完全缺席），而在于这些历史是否让你感兴趣，你是否会有意识地将它们吸纳成为自己专业知识的一部分。
　　可以想象，如果你对文革以及类似的历史的态度是那些个东西还是少谈为妙或者是那些个东西了解了又怎样？（一些读者在评论于建嵘的文章时就是如此直言不讳的，他们当中是否有五毛党就不敢说了），那么，你已经对这些历史事实获得了免疫力，它们不会进入你的大脑，感染你的社会责任意识，哪怕它们应该在你的专业知识范围内。同样地，如果看到美国这两个字，你的反应是：那是一个贪婪邪恶的帝国，不但亡我之心不死，而且还想敲骨吸髓，把全世界的财富都收拢过去，那么，租借法案这样的历史当然也就难以穿越这道偏见的障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