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定：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

　　提要：国际经济危机的蔓延和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是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以此为背景，本文运用社会学概念和工具，对经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从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传导的社会机制，以及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金融危机；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非预期后果
　　本论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研究的部分成果。
　　一、引言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蔓延，一些国家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虽然我们对这场危机背景的了解还有待深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危机的冲击已经出现。
　　面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扩大总需求的应对措施，凯恩斯主义似乎正在出现一场复兴，其分析框架和政策主张，在国内学者中也成为主流思路。我认为，仅仅局限在这样一个思路上是不够的。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对危机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求解，这从他那本著名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主要面对的是经济危机中产生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失业，而他用以分析的则是总需求、财政、金融等经济学工具。
　　本文试图在另一个学术路径上进行思考，这个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对危机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求解。
　　本文将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先运用一些社会学概念工具讨论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进而讨论从经济危机传导到社会危机的社会机制；在分析了这些机制之后，对当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是简短的总结。
　　二、经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
　　在宏观金融分析中，对于一项金融冲击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者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总量变化的机制，通常主要关注的环节是：价格信号（包括利率、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汇率等）、直接的信贷活动、资产负债表状况（负债和净资产变动）。无疑，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经济危机也正是表现在这些关键环节的连锁反应中。但是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些重要的社会过程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社会过程，或者本身就是危机传导的机制，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危机传导机制，因而为了防范和应对危机，是特别值得加以关注的。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社会学的工具箱中，有一些工具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是有帮助的。比如，自我实现的预言、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非预料后果等，都是有分析潜力的概念。认为社会学在分析经济危机的传导方面毫无依凭，是一个误解。
　　当然，社会学工具箱中现有的工具并不够用，有的即使有用，也并不完全合用。这恰恰是社会学在现实需要的激励下发展的契机。其实，回想一下面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经济学建立之时，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根本不适用的，正是现实问题推动凯恩斯发展出了宏观总量分析工具。凯恩斯写道：我将说明：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凯恩斯，1957P1936：9）社会学者不能因现成工具不够用、不适用而放弃理解经济危机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责任，也完全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
　　（一）自我实现预言
　　这是社会学者都熟悉的由罗伯特。默顿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初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引发了新的足以影响情境状态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被虚假定义的情境变成了真实的。有意思的是，默顿恰恰是举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一家银行的倒闭为例来说明这一概念。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在某一天偶然聚集了较多的人提款，于是有人据此做出一个判断：这家银行的经营出了问题。这本是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但却在储户中流传开来。结果，大家争先恐后地提款，致使这家银行真的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结果，当然不能证明最早认为这家银行经营出了问题的那个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是预言影响了储户的行动所致（默顿，2001：287288）。
　　当然，并不是任何预言在任何条件下总能够自我实现。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要能够在人群中扩散开，并引导人们采取行动，需要具备某些特点。在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事件结果时，个人预言可以通过个人行动实现。这种情况可能为心理学所关心，但却不是社会学所关心的，也不是我们在讨论危机传导机制时关心的。我们关注的是预言通过集体行动自我实现这种情况。刘慧国对通过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实现预言做出了区分（刘慧国，2007）首先，这个预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关心，通常是人们期待出现或担心出现的；其次，它要和人们掌握的有限信息、人们的某些经验相吻合，否则不足相信；再次，它使许多人没有能力或者不愿花费代价去检验。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个人的决策总是会受到他人影响的。
　　影响的方式和机制则多种多样。在有的情况下，个人关注他P她的对手，根据预计的对手行为确定自己的行动；在有的情况下，个人受其熟人网络的影响；有时，人们按照想象中的群体行为模式行动；在变化较为迅速的社会中，人们会把宏观走势作为决策的依据之一？？当危机蔓延并可能最终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从而对危机形成广泛的社会关注时，人们的情境定义也更容易联想到危机。这时，自我实现预言就可能成为一种危机传导的机制。在默顿之后，谢林是接受了自我实现预言作为经济危机传导的一种机制这一看法的。他写道：20世纪30年代当人们都认为银行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时，他们都会去银行挤提存款，从而导致他们担忧的银行破产。（谢林，20051978：96）
　　自我实现预言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其传导危机的途径也不止一条。默顿所讲的是金融领域中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美欧民众购买力下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减少，如果人们预言中国的外向型企业都难逃倒闭之险，于是抓紧断开和这些企业的长期关系包括本来通过关系合约维系的债权债务联系，那么，真的就会加速这些企业倒闭，原本有可能调整销售市场和获得生存机会的企业也会因此垮掉。
　　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着眼，在自我实现预言有可能传导危机的情况下，需要有去自我实现预言的机制发挥作用。这方面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有人可能设想通过制造和衰退相反的预言，借助自我实现预言机制来发挥反危机蔓延的作用。但这类机巧是很难奏效的。前面讲到，不是任何预言都可以引导集体行动来自我实现。在危机已经出现时，制造一个繁荣预言，和人们的经验相去很远，是不足以使人们相信的。默顿曾写道：我记起当我阅读尼克松总统1971年的预算报告时的矛盾心情，他对经济的乐观预测，用他的话说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总统应该知道，代表公众的重要人物所做的预言要想自我实现，除了其他特定条件外，只有当这种预言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后才可能。（默顿，2001：313）比如，在楼市升到高位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已经出现逆转以后，某些人人为制造楼市价位即将反升的预言，是很难得到群体响应的。自我实现预言并非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我们在这里还特别想要说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要去制造希图自我实现的社会预言，那不仅有违科学伦理，而且终将危害科学研究的正常社会功能。
　　（二）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
　　在危机传导中，除了价格信号发挥作用之外，还有一些非价格信号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是两类重要的非价格信号。
　　危机的蔓延常常有一个由缓慢发展到加速扩展的过程，这个转折有时是通过群体规模信号发生作用的。传统经济学假定个人在决策时不受他人状态的直接影响，这显然不现实，并不利于展开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人们在消费、投资等方面，或大或小地直接受到他人行为，以及他关注的其他行动者规模的影响（Becker，2000：3）。
　　韦伯早就指出过个人行动的社会性。受到社会学影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他人影响引入效用分析，提出了扩展的效用函数概念，为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新的行为基础（贝克尔，20001998：15）。托马斯。
　　谢林在讨论受到其他人影响的行为及其宏观后果时，从物理学中借用了临界密度概念。谢林运用这个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个人在采取了某种行动的其他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一定比例）之后，将被引发相同的行动，而在一个群体中，当参与某种活动的人达到一定最小数量（或一定比例）时，这种活动会自动持续下去。据此，他建构了一个模型（谢林，20051978：7489）。格拉诺维特受到谢林的启发，利用个人行动起始值概念（threshold）讨论了由序贯个人行动形成的集体行动的特征，建构了一个和谢林相似的模型（Granovetter，1978）。他所谓的个人行动起始值就是使个人的行动得以发生的其他人的最低数量（或比例）。奥利弗和马韦尔等人在研究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时提出临界数量（criticalmass）概念，用之讨论使后续行动规模迅速扩大的转折点（Oliveretal。，1985；OliverMarwell，1988；Marwelletal。，1988；张晓磊，2006）。
　　上述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但是其中提出的概念工具对于研究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是有帮助的。可以看到，诸如临界密度、起始值、临界数量这些概念，都和群体规模信号有关。
　　群体规模信号在危机传导中会发挥一种独特的力量。当经济衰退出现时，在失业规模、企业倒闭规模达到一定量之前，其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财务链条发挥作用，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成员的普遍关注，人们还会按照常规方式来进行决策。但是，一旦失业、企业倒闭达到一定规模，其影响就不仅通过财务链条扩散，而且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信号向社会成员发送。人们的预期会因此发生变化，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投资、消费趋于收缩，而这样的变化，又推动危机的加速蔓延。
　　除了群体规模信号以外，经济危机由缓慢到加速的转折，有时也会通过重要主体（如大银行、大企业）垮台发出的信号而发生。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中，对行动主体的差异性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注意到市场势力有不同，但也只限于供求分析），特别是在完全竞争模型中，这种忽略达到极致。事实上，行为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有差异的，而在危机的蔓延中，不同地位的主体卷入危机的经济、社会影响是不同的。有一些主体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重大的影响力，它们不仅在交易网、财务链中举足轻重，而且具有象征意义。这类主体的经济运营一旦发生问题，其连锁反应不仅通过交易网和财务链发生，而且还向社会广泛地发出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当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社会成员们降低投资、消费以后，危机得以加速扩散。
　　面对危机传导中的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需要有强信号才能适度抵消，在这里，政府的明智而强有力的措施正可具有这样的信号功能。中国政府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即是一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纷纷降值形成潮流，发出强烈的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深化的信号，许多人预言人民币即将降值，并抛售人民币，似已形成预言自我实现之势，但中国政府毅然宣布人民币不降值，发出强有力的反危机信号，遂使形势逆转。这是反危机史上信号战的一个重要案例。
　　（三）政府政策的非预期结果
　　在宏观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是，政府是熨平市场经济周期的力量。
　　也就是说，当经济热度升高引发通货膨胀或显现出严重失调隐患时，政府会采取紧缩政策来使经济适度降温；当经济衰退出现时，政府会采取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回升，抑制经济衰退。这里，政府显然与衰退的加剧无缘。固然，这种分析架构中的圣人政府假定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政府行为研究者指出政府官员从其特殊利益出发具有财政扩张倾向，因而使财政支出存在升易降难的刚性，但这种批评也仅是指出政府具有不适当需求扩张的内在动因，而并未关注政府行为助长衰退的可能性。
　　事实上，政府的政策，撇开判断失误的政策不谈，哪怕是试图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有时也会成为危机传导渠道。
　　我们不能用政府试图实施逆对经济周期风向的政策，就判断政府政策一定会得到逆对周期风向的结果。
　　这里存在由默顿提出的非预期结果问题。非预期结果这个概念是默顿于1936年在有目的社会行动的非预期结果一文中提出的。关于此后这一概念的发展和影响，可见默顿非预期结果及其相关的社会学观点：个人思想录（默顿，2001：309331）例如，政府的下调利率政策，本是试图通过扩大贷款规模并借助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回升的，但它同时也发射了一个经济处在衰退中的信号。这个信号不仅影响到借贷需求者，而且影响到非借贷需求者。人们会根据衰退信号形成预期，并根据这样的预期做出决策。如果衰退预期带来的消费、投资需求缩减大于利率下调带来的扩张，那么，至少在短期中，这种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却是加剧了衰退效应。
　　有必要指出，政府的政策应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远远不限于经济周期，而这些政策恰逢经济危机来临时，也可能出现非预期后果。这就产生了政府的应对危机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问题。有时，其他的一些有道理的政策在经济危机来临时会成为强化衰退的力量。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地区的政府从长远发展考虑，出台了吸引高技术企业进入，而将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挤出的政策，但替代尚未成功，危机的蔓延已经来临。此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外交困，加剧衰退。
　　上面仅仅是举出了几个在研究经济危机传导机制时有潜力的概念和工具。深入研究这些机制，并创造更为适用的分析工具，是社会学面对经济危机应当承担的学术任务。
　　三、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
　　抽象而言，上面所讲到的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也适合于社会危机的传导。例如，谢林讲到自我实现的预言时举的一些例子如果人们认为某些政治人物已经得不到多少人支持，那么他们就可能真的得不到什么支持：1960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军之后法国殖民者随之退出，居住在一些非洲国家的白人因为相信其他白人都要离开而抛弃自己的房屋和财产离开非洲也可以看作是在社会危机出现后使社会危机进一步传导的机制（谢林，20051978：96）。
　　虽然上面那些机制对于我们研究各类危机的传导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在研究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时，还必须注意这两类危机衔接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依据对经济危机是否存在政府干预，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没有政府干预下的传导机制；第二类，有政府干预下的传导机制。鉴于当前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干预的应对经济危机政策，我们将特别注意第二类。
　　在这里，首先需要避免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应对经济危机的扩大总需求措施会使所有受经济危机损害的人受益，因此扩大总需求的政策不会诱发社会危机。我们虽然尚未见到有关这种认识的明确表述，但是出于更好地应对危机的考虑，预先注意避免这种认识是必要的。
　　应当承认，这种认识不是没有道理。根据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会使均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这意味着，厂商可以生产并销售更多的产品，得到更多的收入；工人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看来符合帕累托改进的特征。但是这种分析忽略了两点。第一，通过需求和生产之间不断的互动，增长的国民收入也许终将惠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这是通过一个过程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受益的先后次序将不同，与受益次序相联系，人们的后续发展机会和利益后续扩展的程度也会有差异；第二，即使社会成员在绝对收益方面都同时受益，也还可能存在相对地位的不同变化，而相对地位也影响着人们的效用或满意程度。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绝对收益和相对地位差异，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是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这两点忽略，是没有引入社会结构的静态总量分析的缺陷。
　　在《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6年岁末举办的中国社会学的责任与承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专题座谈会上，笔者提出应该把社会结构分析和经济总量分析结合起来形成总量结构宏观政策分析的意见，并写成一篇笔谈文章（刘世定，2007），在这里，我们想接续这一思路结合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问题来加以探讨。
　　考虑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扩大需求政策措施在拉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分化，从而产生政策的非预期后果由经济危机传导到社会危机，因此，在总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同时，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社会结构因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总量政策相结合。比如，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两点：（1）总量政策实施的社会渠道；（2）人们在总量扩张政策介入下的利益差异，包括绝对收益差异和相对地位差异。
　　在最抽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中，逆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由给定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乘数对国民总收入发挥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则通过货币乘数对国民总收入发挥作用，而对于财政政策内部、货币政策内部的政策实施渠道则略而不计。更具体的研究涉及到政策实施渠道，如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就很重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包括利率渠道、金融资产渠道、信贷渠道及汇率渠道的影响（Mishkin，1995）。但是，总体看来，对政策实施渠道的研究并没有和社会结构、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或者说，总量政策实施的社会渠道还并没有受到重视。
　　把投资乘数和货币乘数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处理仅仅是一种分析上的便利，而乘数会因政策实施的社会渠道不同而不同，因此，扩大总需求政策的不同社会渠道会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由此来看，即使政策目标仅仅是国民收入总量，考虑社会渠道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影响总量的同时，社会渠道还影响社会成员的收益次序、后续发展机会、绝对收益和相对地位变化，影响着社会分化的状态。例如，在政府拉动内需的投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通过公共工程来拉动内需，和通过刺激楼市回升来拉动内需，渠道不同，导致的利益格局也不同，化解或引发矛盾的状况也不同。
　　事实上，在2008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拉动内需的实践活动中，社会渠道问题已经引起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表明实践已经走在学术研究的前面，并对学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社会迅速变迁的条件下，包括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研究在内的总量结构的经济社会宏观分析将有其用武之地。
　　四、谨防反经济危机措施产生非预期后果
　　近两个月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其中尤以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十项措施十项措施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及初步匡算至2010年底的4万亿元投资引起的反响最大。
　　根据前面对危机传导机制特别是从经济危机传导到社会危机机制的思考，我们认为，由于反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意味着防止了社会危机，因此，在中央迅速采取大力度应对经济危机措施的过程中，必须谨防反经济危机措施同时成为社会危机的传导渠道。为此，我们在研究了目前政府出台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后，提出以下三个值得引起警惕的领域。
　　（一）努力革除公共工程实施制度中的弊端
　　目前最引起各地政府兴趣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加快公共工程建设。而我国的公共工程实施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从发包到施工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已经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社会问题，一是贪污腐败，二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征地，大都和公共工程有关。公共工程实施中的制度缺陷并不会因为我们担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而立即消除。
　　所以，在实行反危机的公共工程建设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严格进行监管，防止产生发公共工程财的蛀虫；二是在公共工程的征地中，严防出现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件。如果这些方面出现问题，那么，本来是既建设公共工程又拉动内需的好事，有可能反而会成为一些地方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也许经济问题缓解了，却传导成为社会问题。
　　这个危险是必须要考虑的。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有必要在实施反经济危机措施的同时，努力革除公共工程实施制度中的弊端，加强监管。
　　（二）防止保障性安居工程产生非预期后果
　　在政府出台的十项措施中，第一项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这本是意在利民的工程，但必须考虑并坚决防止产生非预期后果。
　　第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具有享用此保障的资格。这就涉及到怎样确定标准，谁来确定标准的问题。确立了标准以后，又涉及如何去分辨享用者的问题。这里显然存在困难。
　　标准模糊、不确定，而确定标准以后不易分辨，都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获益群体和社会认可的需要保障的群体之间出现较大差异，那么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感。
　　第二，保障性安居工程推出和商品楼市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保障性安居工程推出，会使一部分原来准备购买商品房的人放弃购买，等待享用安居工程房。这会降低对商品楼的需求，使楼市下滑，使现在已经投资房产的人的资产缩水。这些利益受损者可能因此而产生对政策变化的不公平感。马克思认为，所谓公平不过是对不同的人使用同一尺度。而使用不同的尺度就会有不同的公平或不公平。所以，马克思拒绝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和支持的政治纲领中使用公平概念。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公平称为废话。不过，现实中的人的行动却可能被废话所引导
　　这两种不公平感是不一样的，牵涉的也不是同一群体。但不公平感却可能使他们产生共鸣。
　　（三）防止寻租活动导致更大的社会分化
　　应对经济危机强化了政府行为。在政府更强有力地影响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寻租活动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在反危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社会分化。一种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导致的分化，即一些经济、社会地位比较强固的人，从危机中走出来，甚至得到新的发展；而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则受到破产、失业的打击，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另一种是在寻租和分利过程中形成的分化，即寻租成功的获得超常的利益，而无缘寻租的则处在相对地位甚至绝对收益下降的状态中。
　　如果两种分化迭加起来，使在经济危机中本来占优的群体又在政府反危机措施中通过寻租和分利获得更大利益，那么，危机过去以后留下的将是一个更加严重分化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适当的普惠性的措施，那么，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可能潜伏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寻租和分利的存在，因此即使从纯粹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筛选结果也并非是优胜劣汰，也就是说，留存并得到强势的，不一定是能够更好利用经济资源的，而被淘汰的，不一定就是没有经济生命力的。倘若再引入其他一些社会指标，那就更不能如此简单判断了。这提示我们，在反危机措施实施中，如何防止劣胜优汰，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那种认为危机虽然残酷，但却是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机制的看法，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
　　五、总结
　　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是本文的研究主线。笔者试图说明，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而社会学视角和某些概念工具的介入，则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危机的传导获得更深入和丰富的认识。从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的传导并非必然，但是这种传导倘若发生，是有机制可循的。当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时，就需要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社会分析角度，笔者认为，总量社会结构分析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径。
　　本文虽然运用了社会学的某些概念工具来分析，但笔者并不认为社会学已经有足够的工具从事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研究。在这个方面，还留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本文的某些探讨具有潜在的政策涵义，但本文的基调是分析性的，而不是对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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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