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的人性被冻伤了

　　如果我不能写得太快，那么就要写得慢一些、更慢一些，记下“毒奶粉”事件以来自己的感受。这场导致一万几千名婴儿住院、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孩子受影响，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顶。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够说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等待人们去说么？环顾四周，发现许多朋友与我一样，再次陷入极度失语当中，忍受因为无语和发不出声来的折磨。
　　是因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因为该说的，早已经说过了？抑或是面对这样残酷粗砺的现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失效，它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现实？找不出任何一种话语能都与这样的现实相匹配？
　　某种折磨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失语与发声的挣扎和挣脱中，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而仍然找不出言词，找不出任何可以采取的方式。然而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会不会由此而变得麻木，变得熟视无睹，变得见怪不怪？这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时刻，也正是我们的死亡之日，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死亡。
　　类似的死亡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已经经历过多次。下面是我亲耳听来的事情，当时我除了感叹之外，并无其它反应。这几天每每想到此事，会觉得自己参与隐瞒了一件可怕之事。
　　大约是2005年春节，我见到了乡下的表姐。她告诉我她们那个地方当年秋收的稻谷不能吃，因为用了一种剧毒的农药，有人将这种稻谷的皮糠弄下来给猪吃，结果猪吃死了。种田人对这种事情的处理办法是将这批稻谷全都“卖去了上海”，当地人再买别的稻谷回来吃。
　　表姐是一位养猪能手，她没有说起自己家的猪栏里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也识字不多，见识有限，我不知道她说的“上海”是否确切。但是有一件事情肯定是确切的，那就是她们买来外地的稻谷自己吃，将认为有毒的大米悄悄卖到了别的地方。并且这件事情在当地完全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众人皆知的。
　　这种事情我听了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去向什么部门反映、向什么人汇报？我不能想象，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有某一张办公桌的后面坐着这样一位官员，他能够耐心地听我将事情说到底，而不觉得我是神经病？！或者我能够受得了他那种傲慢、轻蔑的眼光，在他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为什么要自讨那个其辱？“这种事情，多了去了”，我是这么给自己找台阶的。
　　哀哉，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便深知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我的心里是不是居住着一个老牌靡菲斯特，那个只会嘲笑的魔鬼，对我们任何的行动报以冷笑？它的使命就是使得我们丧失任何对于事情的新鲜反应，将我们的热情浇灭，令我们行动意志瘫痪？在这个意义上我与那位没有谋面的官员是一致的，我们都被一种符咒控制住了，感觉不得动弹。就像接受了一种药物，尽管口、鼻、眼还是接受外部信息，但是从手臂到心灵，已经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应对，如同得了麻痹症一般。
　　而我为什么又要知晓这些事情？是什么人偏偏将这种事情放到我的面前来？让我忍受如此晦涩、无力和困顿？在这个意义上，我痛恨听到这类丧失或灭绝人性的消息每听见一次，就意味着我的人性又一次沦陷，我的心灵里又造成一个大窟窿，我的头脑内又留下一个深坑。我们不得不与这种东西同处一室，不想忍受也必须忍受，不能忍受也必须忍受。百般无奈之中，最好是退居一角，仿佛冻僵和冻伤一般。
　　从前也有朋友将这样那样的消息发给我，关于一位乙肝患者不能入学，她才有十五岁；关于一块被强占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使得一家几口人流离失所；关于一位在狱中的朋友，他与怀孕的妻子来我家时，给我们带来了离奇的影像。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然而，我的人性被冻伤了！这是无法测量的！日日陷入这种无用、无效和无能为力，陷入这种无语和沉默，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变成了一堆狗屎，或者当了只会干活、不会说话的奴隶。我与周围人欢笑、插科打诨，但是，就是不说出心头那件最大的困惑，那些难言之隐。
　　说，还是不说，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判断的问题。
　　而我们丧失最为严重的，则是一种起码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