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琴：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

　　一
　　2011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二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三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五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六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七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2011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