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奥巴马的“继续革命”

　　在美国访学的十个月，恰逢总统选举从序幕走向白热化竞争。巴拉克奥巴马脱颖而出，成为美国政坛一颗耀眼的明星。起初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从来没有“追星”的嗜好，何况这是人家的总统大选，我们不过看个热闹，也就没有特别关注。
　　后来有一天，在教员俱乐部里的午餐会上，听到有人慷慨陈词：“奥巴马正在创造一个历史契机，这样的时刻百年难遇！”说这话的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位荣休教授，一位研究政治选举的专家，行为主义学派的权威学者，据说以“绝对冷静的分析”而闻名。但此刻他显然有些激动：“让我怎么说呢？我干这行四十多年了，从尼克松竞选开始，看过多少五花八门的高明招术，从来不为所动。我一直对学生说，我们是‘政治科学家’（politicalscientists），分析各种数据，鉴别候选人的策略和修辞技术，研究选民心理和偏好取向，我们看待竞选活动要像生物学家对待细胞那样客观冷静。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有点不那么专业了，有点兴奋。奥巴马让我有点激动了。”
　　“他大概是那种魅力型人物吧？”
　　“当然啦，当然。但不止如此，远不止如此。很久了，美国政治一直把持在政客（politician）手中。而这次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家（statesman），一个富有远见（vision）的政治领袖。”
　　“你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直觉，一个老家伙的直觉。我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据，我用不着证据了，我退休啦。”老教授大笑着说。
　　从午餐会出来，走在校园里，迎面遇到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举着标语牌“Yes，WeCan！”（这是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唱歌跳舞呼口号，在为奥巴马助选拉票。几个学生走到我面前，问我会投谁的票。我说只是来美国访问，没有投票权。他们仍不作罢：“那你会支持谁呢？”“我想我会支持奥巴马。”于是，一片欢呼之中，我得到了年轻人热情的拥抱。
　　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从东岸到西岸走过近十所大学，“奥巴马旋风”总是扑面而来。我开始对“奥巴马现象”认真起来。
　　毫无疑问，奥巴马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个人魅力只有通过独特的政治理念才能转变为政治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奥巴马的政治理念？他反复呼吁的“变革的政治”（politicsforchange）意味着什么？他要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仅仅更换选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游戏！”这是奥巴马一句著名的语录，彰显了他的雄心抱负：不只是要在这次大选中胜出，不只是要让民主党接替共和党执政，而是要改变现存的政治本身，改变他所谓的“华盛顿政治”。
　　在奥巴马的所有演讲中，美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特区）不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特殊利益集团掌控下政治失职、腐败、操纵和利用的代名词。比如，他批评在巨额金钱利诱下的游说集团对国会立法的严重影响，实际的结果是“让石油和煤气公司一起来制定能源法案，让制药公司来制定药物处方条例”。他攻击现政府任由“华尔街的掠夺者们”侵吞普通民众的财富而袖手旁观，而当自由的市场被特殊利益所操控，那些“遵守平等竞争规则的人们就落在了最后”。而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华盛顿当局误导和操纵民众的另一个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奥巴马对“华盛顿政治”的抨击远不只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政策，而是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批判：它已经沦为一种“特殊利益”政治，背叛了美国自由民主的伟大理想，也背离了建国之父们的初衷。“特殊利益”政治已经失信于民，这是当前美国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如果人们不能信任政府能履行其职责，能保护他们、促进他们的共同福祉，那么其他一切都丧失了。”所以，他承诺“我的职责不是向你们代表华盛顿，而是向华盛顿代表你们”，他甚至发出呐喊：“我们要把政府从华盛顿那里夺回来，让政府回到人民的掌控之中。”
　　如此激昂的言辞着实让我震惊：这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吗？听上去更像是革命家在街头的造反动员。那么，奥巴马是在发动一场革命吗？在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国家，谈论“革命”是不是让人不知所云？
　　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言，随着民主体制的出现，类似在1640年代的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所发生的大革命“将会变得罕见”。因为民主消除了“不平等”这一革命的根本起因。后来不少论者以这个流行的见解为依据，断言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以民主的名义来反对民主是自相矛盾的，那等于是公民自己“革”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保留着一些民主的形式特征，却走上逐渐背离民主政治的道路，如果一个形式上的民主社会掩藏着它反民主的倾向，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讨论革命的意义呢？
　　二十五年前，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沃林（SheldonWolin）发表《革命行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一文，肯定了民主体制中革命的意义。沃林敏锐地检讨了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冷淡症和公民性之衰落。他特别指出，最无助的人们（穷人、失业者和少数族裔成员）由于生活在较为孤立隔绝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最严重的非政治化倾向。因此，现存的那些个别的、局部性的社会运动虽然是有意义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开展更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因此，“民主派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概念”“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应该夺权而是去重建得以表达集体生活民主概念的形式和实践。”
　　奥巴马的政治理念与沃林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变革的政治”并不是要推翻美国的自由民主政体，而是要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捍卫美国最根本的原则和价值人人平等自由。因此，“变革的政治”就是要“重申美国的梦想”，复兴民主政治的希望。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那么可以称作（用中国人曾经熟知的语言）自由民主体制下的“继续革命”。
　　为什么需要“继续革命”？因为民主的本质不是一部宪法、一套制度和程序，而是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民主要求基本的制度性框架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要求健康强劲、生机勃勃的公民文化和广泛积极的政治参与，否则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在“常规化”运作中蜕化变质（“变修”），沦为被“特殊利益”操纵的政治（奥巴马所抨击的“华盛顿政治”），从而背离民主政治的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理想。这是当代民主理论研究的基本共识。对于曾经是哈佛大学高材生、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主编的奥巴马来说，这当然是他的理论常识。但是，让当代所有民主理论家感到困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在政治上趋向于被动和冷漠，在物质主义的导向之中、在高度娱乐化的传媒造就的文化氛围中，公民非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难以扭转。学者理论家告诫的声音往往是微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也常常是昙花一现。民主政治在等待一个新的契机，美国需要一位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
　　奥巴马生逢其时地出现在美国的政坛上。这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民众仍在创伤中惊魂未定；国内经济出现持续衰退，国际政策遭到全球性的抨击。奥巴马一出场就把竞选辩论提升到大是大非问题。当然，所有民众关心的问题就业、收入、医疗保险、教育、移民、国家安全、反恐都是他话题的切入点，但所有这些讨论都被他引导到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当我们变得慵懒，让民主和公民精神开始走捷径，那么就会导致坏的政府和坏的政治。”他在这里暗示的是，华盛顿的“特殊利益政治”虽然是政客和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但公民的政治冷漠（“我们的慵懒”）也对此负有责任。要改变“特殊利益政治”，需要重新激活公民政治：“我总是相信，如果人们去认真关注，最终我们就能得到好的政府和好的领导。”“如果我们等待别人或者别的时刻，变革就不会来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变革。”这不是更换“选手”，而是改变“游戏”本身，改变政客的游戏。所以，他呼吁美国需要一场政治的“代际更替”（generationalchange）。也许谨慎务实的美国人只有在内外交困、不知所措的时刻才愿意倾听这种“高谈阔论”，也许只有出自奥巴马这样的“平民精英”，“变革的政治”才能对民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奥巴马走得太远吗？保守派的某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将奥巴马与斯大林、卡斯特罗、格瓦拉的名字相提并论，威胁说他是对美国传统的颠覆。奥巴马的激进变革诉求，他的非洲裔身份，甚至他的（“太不像美国人的”）名字，都让他有某种“异端”的嫌疑。但奥巴马最为精彩的举措，就是将所有这些“异端”因素变为重申美国梦想的资源。美国究竟意味什么？美国的伟大之处何在？“今晚，我们聚集在一起，确认我们国家之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的摩天大楼有多高，我们的军事力量有多强，或者我们的经济规模有多么庞大。我们的骄傲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那就是两百年前一个宣言所概括的前提。”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同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机会，相互宽容与尊重，这才是美国最伟大的传统，最值得骄傲的价值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才代表了美国的“正统”，他的整个成长经历从一个有非洲裔血缘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哈佛法学院的博士，从一名为底层社区服务的芝加哥律师到国会参议员就是美国梦的化身。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有力地回应：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是“爱政府主义”，而是热爱根植于美国传统的基本价值理想。这是从废奴运动到民权运动的传统，从建国之父、林肯到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传统，而奥巴马的“继续革命”正是在承接这个传统。
　　在不久前访问德国的时候，奥巴马面对二十多万人，如此激昂地发出召唤：“柏林的人们，世界的人们，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人感到历史将开启新的篇章。然而，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之间的角逐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目前的民调支持率还彼此不分上下，最终鹿死谁手仍然悬而未决。但无论如何，奥巴马的出现显示了自由民主政体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可能，而奥巴马如果胜出，或许会重新激发公民政治的活力，给民主政治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