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卖掉自己的“神圣权利”？

　　农村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近日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评论家们的评论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说选举程序有漏洞，二是说农民素质低，不懂得珍惜自己“神圣的权利”。什么都可能错，就是“海选”不会错，因为选举权“神圣”。
　　选举程序到底有什么漏洞？什么漏洞也没有。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程序属世界上最公平自由的程序一类。其实，无论规定的程序如何，在不同的社会里，效果当然不同。菲律宾的选举程序是从美国抄来的，漏洞出在菲律宾社会，不在于“程序”。卢旺达的选举程序是西方人设计的，当地农民却不顾“程序”，一夜之间拿大砍刀杀掉了20万人，前前后后总共死了100万。
　　那是不是农民“素质太低”呢？滑稽的是，指责农民素质低的城里学者们从不参加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选举。这些评论家们也“素质低”？是的，评论家们不比农民的素质高。
　　这“皇帝的新衣”要有人来说破。
　　一张选票有多“神圣”？在初级自由市场上，有人出1元买，那一票的价格就是1元，有人出3000元买，价格就是3000元。对候选人而言，选票有“价值”，其“神圣性”止于此了。在被规范了的“成熟”市场上，政客许诺当选后给利益集团送上具体利益。因此，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坦承：“所有竞争型政治的本质都是政客贿赂选民。”（英文版p。68）初级市场，成熟市场，本质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些农民把自己的“神圣权利”卖掉？对相当一部分选民个人来说，那张选票“权”极小，“利”趋于无，没什么用。没用的东西就不神圣，把没用的东西说成神圣是“迷信”。
　　城里的评论家们不参加居委会选举，因为选出来的“主任”不管给自己涨工资、分住房、提职称、升官发财。所以，选居委会主任的“权利”没什么“神圣”的。同理，村官不能取消农村计划生育，不决定农产品价格，不决定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和待遇，也不能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选举还不解决农村生老病死，卫生医疗、道路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供给。一句话，对不少农村人而言，选谁都差不多，选票没什么用，不“神圣”。
　　在中国农村，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在李家村，我不幸姓了张；或者在张家庄，我不幸姓了李，我那张选票就更“没用”了。我的“权利”就仅仅是给李家或者张家人“锦上添花”，做个“人民授权”的陪衬。这就不是选票“神圣”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凭什么”花我的时间去给他当陪衬？
　　看上去，选举权是“神圣”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体现“人民”权力。可是，任何一个人的票都不能使“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为做主的“那个人”锦上添花。在城里，您连您自己单位的主都做不了，遑论做国家的主！为什么您做不了主呢？因为选票的“集合”才意味着更换主任的权力。这换（主）人的选举权固然“神圣”，但每个个体的选民都只得到这个权力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数十万分之一。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自己的万分之一票代表自己在做“主”。千分之一票是空间概念，在时间上呢？您只投几分钟的票，而别人因此有好几年的时间来做您的主。
　　选票的集合才是权力，才有更换“主人（任）”的效果。可是，谁来“聚集”我们每个农民个体的选票呢？于是，“海选”为“好人”提供机会，却更为宗法势力、投机家、黑社会、以及新财主们提供了上好的机会。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卖掉选票是个体农民最“神圣”的自由“权利”了。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们却嚷嚷着要把农民得到这一点点“福利”的权利都剥夺掉，非逼着我们去降低“主人（任）”当选的成本，为其“人民授权”锦上添花。
　　在中国农村的具体条件下，自由选举的思想鼓励小农“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伤害农村社区的团结，也鼓励宗法关系和黑社会势力的复苏。为什么非要一根筋，逼着农民“海选”呢？有智慧的中国人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东施效颦，想不出其他改善基层政权的办法了，想不出改善我国政府文明的办法了？
　　组织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评价组织形式优劣的标准决不是什么抽象的“个人权利”。作者在《农民与市场》一书中指出：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农民们安全地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至少也要有利于农村卫生医疗、道路修建、农业生产、农田基础设施维护、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个标准不“神圣”，但有用。
　　“海选”的鼓吹者们在意农民们的福利吗？不，根本不！他们在意的是“海选”乡官、县官、省官、乃至总理的“权利”。他们在意的是自由争夺权力的“个人权利”。就获得这种“权之利”的机会而言，知识分子大有指望，大款也有指望，贫苦农民们没指望，因为他们个体票的“权”极小，而且几乎无“利”可图。
　　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以及“投票误工费”的诱导下，农民们不得不去投票。在“多数决”这种“合法的强权政治”里，卖掉选票是无奈的弱者所能得到的半合法的、可怜的福利。
　　农民卖选票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清楚。
　　如果让农民选乡官、县官，卖掉选票的理由就更多了。
　　在严禁买卖选票的城里，我没有卖掉选票的幸运，只盼有不去投“神圣一票”的神圣权利。我看到韩国人“海选”了四次总统，个个都腐败。我还看到印度人和菲律宾人“海选”了50年，其领导人的腐败比中国更普及，他们再“海选”50年也选不出“好人”，却还在期冀“人民”会在第101年选出“好人”。
　　在美国，基层政权选举的候选人主要是无事可做的家庭妇女。在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正在酝酿取消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因为那是腐败贿选之源。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显然不取决于是否有“海选”。在发展中国家，海选遍地都是，海选出的恶劣政府也遍地都是。在那里，海选引发贿选、暴力、社会分裂、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可不少了。台湾的“海选”不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案之争，而是政客为自己“作主”之“位子”的利益，在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火坑。
　　知识分子们照着西洋人的身材给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做了件新衣。聪明的农民们把这件新衣服几块钱就给卖了，而且他们早就知道：穿“新衣”的主人（任）们会把买“新衣”的钱捞回去。
　　如果禁止付给农民“选举误工费”（所有中国农民其实都处在半失业状态，并无“工”可误），严禁买票，而且容许农民自由地选择去不去投票，猜猜看，会有多大比例的中国农民不去投票？那些自己不去参加居委会投票的城里知识分子啊，当您“启蒙”农民要珍视自己“神圣的”一票，“教化”农民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时，您不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