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永世的“足球王”为何是永世的“不发达”？

　　拉美有不少足球强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球队，在历届世界杯角逐中，战绩辉煌，炳彪一世。对于拉美来说，足球意味的不仅是球赛的输赢，而成为一个图腾，昭示着心灵的寄放、荣耀的见证。一支球队就是一支军队，数年一次的世界杯球赛，就是一场另类意义的世界大战，踢嬴一场球赛，就是打胜一场战争，决赛的结果将判定这个星球的真正王者
　　这样，这个世界就有三种战争，兵战、商战与球战。在和平时期就看商战和球战。有些国家擅长商战，球战不行。有些国家居然商战球战样样精熟，通吃全盘。有些国家只会打球战，商战不行，这就是拉美。在拉美的前面，有两个东西：一个让拉美激奋不已，这是球场。一个让拉美屡屡犯晕，这是陷阱。
　　人们抱着破解世界之谜的好奇，去分析踢一脚好球的拉美为什么老是跌入以它冠名的“陷阱”，永世的“足球王”为什么是永世的“不发达”。期待这个分析，能给中国以有益的启发。本文是拙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中的一节，本次发表有所增改。
　　拉丁美洲国家有了代议制度，也有过市场制度，照理什么都已“齐全”，应该顺顺当当地跻入强国行列。然而曾几何时，改革的“成绩”化为过眼云烟，既往的“先进”成了今天的“陷阱”。这样，如何照看“拉美之鉴”就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热点。
　　有一种说法：拉美是第三世界，拉美实行过市场制度，拉美的市场改革失败了；中国是第三世界，中国正在实践市场制度，既然第三世界的拉美的市场改革失败了，中国的市场改革也应该收场。这样的“逻辑推理”总觉得有点牵强，因为拉美的“陷阱”不是“市场”，更不是“开放”。
　　拉美一些国家原本实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高筑关税壁垒，否定市场作用，强化计划体制。这个体制的弱点在于使民族缺少动力，经济丧失活力。20世纪70年代初，奉行这个体制的智利阿连德政府（1970～1973）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使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直接引发了军人政变。智利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也至此崩解。80年代初，这项国策的积弊蔓延全拉美，脆弱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也属少见。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80年代后期拉美多数国家走上了改革之路，着意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内的市场体系，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实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鼓励经济部门的进取精神；放松对外贸易的控制，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等。改革见到了成效，拉美一些国家经济迅速恢复与增长，并垂范全拉美。由此，拉美市场经济理论与结构性改革实际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开放性市场化新模式。
　　拉美改革的最后失败，究其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市场“自由”与国家调控制之间的关系摆得不正是一个因素，官僚腐败、贫富不均、城乡差别，也都成为拉美走向困境的原因。然而帐不可以算在市场经济上，只不过是在驾御“市场”这辆车子的时候，还缺乏经验，运作有误，对此只要继续驾御，找出毛病，及时修正就可以了，犯不着把车砸了。
　　拉美有病，全世界会诊。罗德里格斯写了《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蒙塔内尔写了《文化与拉美精英的行为》。哈里森1985年出版《发达是一种心态：拉美案例》一书。这些书的作者都指出拉美改革的最终失败，问题出在“文化”。所谓文化，是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精神与退步文化进退消长状态，是一个民族应对环境，追求改革的精神适应程度。
　　缪尔达尔出版《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通过对南亚国家与民族贫困“根源”的研究得出结论：贫困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是南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阻力。
　　不适合现代化的文化传统牢固地控制着当地社会文化的主流动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全体社会意识领域中发挥作用，也即控制着社会舆论、习俗的基本走向，影响着政治家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的最后确定，尤其影响着这个地区的企业家与市民社会的生活态度、工作精神与价值取向。这本书说的是南亚，其实也同样在为拉美把脉。（引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开展现代化研究，很用得上“比较”，如此就有“比较现代化”的科目。已故的罗荣渠先生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他写的书启发我们，如果中国现代化需要借鉴国外与境外，东亚成败最关乎中国。
　　“比较”又叫“类比”，类似是比较的前提，类似半径愈小，比较效应愈大，类似半径过大，比较效应愈小。顺便说一句，当下的人们又在开展瑞典比较活动，其效果如何，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预测。这是因为瑞典固然有许多好东西，但是瑞典的背景和条件中国不具备，瑞典离中国太“远”，不像。反之，中国现代化借鉴东亚，易见成效，因为中国与东亚最近，最像。
　　在东亚，无论日本还是韩国，这多年来的用的一式都是市场经济，然而他们却成为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王建钢说：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日本人称他们是“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这样的自信，有失夸张，但日本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不争的事实。当一个社会已从金字塔结构变化为橄榄型结构，这个社会也就走向稳定，改革也就过关了。
　　日本大学教西方经济史的村上旦生教授找到了个中原由：“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日本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制度，日本大致实现了工农间的收入平衡，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收入差距不像美国那么大。
　　还记得前不久人人争说“四小龙”，这四条龙有二条是中华龙，他们在创造上世纪80年代经济奇迹的时候，用的是市场经济。他们也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但是没有退回去，市场经济还是干得好好的。
　　与拉美不一样，中国挨不上“足球王”，充其量是个“大球童”，或者是一个“大球星”，喊喊热闹有份，真要披挂上阵，不闹笑话才怪。然而回到社会经济的话题，什么“拉美病”、“拉美陷阱”及与此有关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陷阱”，却一一占全。筆者的意思是中国当取东亚的经验，避拉美的陷阱，切切实实把反腐創廉的正事办好，聚精会神把经济发展的正路走好，人心归，奔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