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离开美国我们就无法思考吗？

　　不久前微博上有“加V博主”转发所谓“希拉里的警告”，言称“20年后中国将变成最穷的国家”，因为中国人不理解社会责任和义务，没有信仰，不懂什么是体面的生活等等，引起哗然。这当然是编造的。美国国务卿不可能如此粗暴鲁莽地评论全体中国人（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
　　但这并不是新鲜的把戏。几年前流布甚广的所谓“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以及“耶鲁大学前校长炮轰中国大学教育”两篇网文，都属伪作。早有认真的网友追根溯源发掘出伪作的原始材料，解剖了这种移花接木和杜撰的编造工艺，并耐心解释如何凭借常识来辨别这类伪作。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些伪作仍然在风传，并持续激发出两种强烈反应：叫好和责骂。
　　于是，在辨析真伪之外，我们还可以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总喜欢假托美国著名人士和机构来针砭中国现实状况？直接的理由显然是更具有传播的“轰动效应”。但为什么我们总是特别在意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来自美国的声音，无论真假、无论批评还是赞赏，都会在我们的舆论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听一位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说，今天了解国人政治倾向有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询问对美国的态度，根据一个人是“亲美”还是“反美”，就可以基本准确地推断其意识形态立场，从各种精英到普通民众都是如此。所以他说，中国人的派别表面上很复杂，实际上真正的区别就是“亲美派”和“反美派”，八九不离十。在这个意义上，离开美国我们就无法思考。
　　果真如此吗？的确，许多中国人有一种美国“心结”（complex），但我相信这种美国心结只是关于我们自身处境与期望的一种“投射”。美国学者门德斯（RichardMadsen）曾经指出，美国人常常将自己社会的恐惧与希望投射于美中关系。类似的投射效应也发生在中国。长久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深刻地依赖于我们对美国的想象，这是历史塑造的结果。
　　20世纪初，梁启超在美国访问8个月写下《新大陆游记》，对美国的巨大发展印象至深，同时也警惕其社会弊端与帝国主义的危险。而此后中国人对美国的感受与想象是复杂纠葛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将美国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而“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次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谴责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出驻华美军。但这篇文章采用了“内在批判”的方式：以美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理想承诺来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实践，并且在美国的民主力量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做出区别。而在此后60多年里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冷战时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1970年代，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认识世界格局和理解现代化的视野中，美国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作为正面的榜样（或老师），还是作为反面的范例（或对手）。
　　但是，无论美国在国际关系和现代化历史中的地位多么重要，它只能作为中国自身发展的一种外部参照（经验及教训），而不能本末倒置地将它视为规划中国发展的标准。有人认为，以美国作为标准可以提高对我们现状的要求，有利于推进改革。这种见解并非全无道理，但却忽视了其负面影响。“言必称美国”有丧失中国主体性之嫌，伤害了部分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以美国为标准，其长处固然可资借鉴，但其弊端也就可能成为拒绝进步的借口。
　　最近有校车严重超载出了事故，立即大谈美国经验，然后就有人将美国校车事故的报道放上网（而且图文并茂），那怎么办？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美国人没有做好，我们就有借口可以做得更差？是不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有过严重的剥削压迫，我们就可以容忍在中国开办血汗工厂？是不是因为美国称霸，我们就应该以“和平崛起”之名寻求霸权主义之实？
　　对美国的过度重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仍然是一种思想依附性的表现。我们的思考不能被绑架在“亲美”和“反美”的两条路线上。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儒家、“五四”新文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传统），以这些传统为资源，在当代社会的处境中重新思考我们对民主、法治、民生、人权和公民社会的理解，重建我们的价值尺度、道德原则和政治想象，这是中国主体性所诉求的任务。而无论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如何“初级”，我们的标准可以放在美国之上。（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