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谁说韩寒不读书

　　一
　　先说说韩寒的观点。
　　韩寒的观点一点都不新，总括起来一句话“革命不如改良”。掰扯革命有暴力非暴力之别，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下没什么意义。在“革命改良”的二元对立结构里，是否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是否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就是二者的分野。
　　有人说，天鹅绒革命呢？是啊，还有光荣革命，也叫革命。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使用到语源学，讨论译词的变迁，我看就算了吧。既然革命已经像起义、小姐一样，在公众脑海里形成固定印象，你要干什么跟历史不一样的事，不如另外起个名字。
　　在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中，革命还是改良，一直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今年大家都说，你看辛亥革命挺好，没死多少人，帝制终结，共和建立，政权也转移了，国家也没有分裂。但是想想辛亥后的历史，就不太能高兴得起来。这段历史的尴尬，就在于民主试验遭遇惨败，暴力革命又贻害无穷。
　　转到了今天，大家一看，今天跟一百年前，好像啊。这就好比上次你打关没打过去，复活了重启了又来到这儿，怎么打？参数设置要不要变？要不要去哪儿装备个血包？这是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现实比百年前有什么进步？
　　“中国人素质不适合民主”，一百年来不断有人说。孙中山后来搞出军政训政宪政几个时期，也是觉得中国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遍民主。有人说这是精英对民众的低估，又有人反过来说“立即民主”是对民众的高估。现在村绅自治也是热门的话题。总之讨论还在热烈中。
　　韩寒从生活感受出发，觉得中国人还没法适应大民主，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有人说你看香港台湾怎么就文明了？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文明进程与之前的统治秩序是有关系的。香港、台湾的社会文明程度，不能说全是殖民的结果，但也跟殖民社会的强制文明脱不了干系。以中国现在互相投毒、老人不敢扶的伦理状况，要说突然无政府了，社会能自发建立自治秩序，以最小成本穿越过渡期，我是不太敢相信。
　　韩寒的意思，是中国跟捷克没法比，所以天鹅绒革命不现实。这就是个观点，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这种想法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直觉。当然这样说比较泄气，不过一百年来中国经常从某某国那里汲取经验，获得曙光，到现在反倒什么都成了中国特殊国情。这也是很吊诡的事。
　　总之，历史如果能说成小葱拌豆腐，那指定是不可信的。可信不可爱，可爱不可信，你要是想忽悠民众，那肯定拣可爱的话说。如果大家都来说真话，那么凭感觉说话，虽然不够严谨不够学术，但不是坏事。讨论问题最好都像搞历史研究一样，分“信”“疑”“释”三派，允许人去尝试破冰，也允许人站一旁悲观怀疑各自的片面深刻达到相对平衡。
　　二
　　韩寒的《论革命》《论民主》写得没有以前的文章好，写得有问题。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因为他以前的文字大多是反讽，是消解，或就事论事，属于常识写作，容易叫好。而这两篇因为要提出一些观点，属于建构，这就超出了常识写作的范围，再用韩寒习以为常的笔调，就容易露破绽。
　　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的特别之处。以前韩寒几乎不使用“大词”，更不提及历史。这倒不意味着韩寒真不读书一个聪明而求智的人不读书，我才不信哩。只不过一来韩寒之前讨论的话题不一定需要引入理论与历史，引入反而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二来韩寒娴熟的“闲话腔调”跟理论与历史之间比较互斥因此说韩寒是“当代鲁迅”简直是鬼扯，二人的下笔就完全不同。
　　然而《论革命》《说民主》用到了理论与历史，笔调还是韩寒习用的问答式闲话，这几乎就注定了这两篇文章的力不从心。不过，排除各式各样的阴谋阳谋论，就韩寒个人而言，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去读沈从文的早期议论文字，连舌头都捋不直的感觉，到老这人也没能写好论说文，所以你也可以放言“可惜从文不读书”。可是你不能说一个人擅长什么，就只能去干什么。一盘生意我们或许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一个人，还是有权也应该探索各种可能性。韩寒过去基本不谈书不谈历史，可能是天性厌恶引用，也可能是配合受众的策略，很成功。但一个而立之年老是重复自己，跟拒绝长大的郭敬明有何区别？
　　不管如何，韩寒圣诞几篇文章让人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复杂。说实话，我已经看厌了教主每出一文，粉丝皆举手赞颂附和的“自我红卫兵化”景观，更看厌了各方老年中年拼命要招安年轻一代，恨不得颁给韩寒一个中国脊梁奖的急切嘴脸。被神化或符号化的韩寒，就会变成说不得的韩寒，一点儿错误都不能犯的韩寒，也就是停止生长的韩寒。这种景象本身就既不民主，又不多元（按照桑德尔的说法，中国人如刘瑜嚷嚷的“自由”，其实应该被称为多元）。
　　三
　　我们要牢记鲁迅的判断句：专家多悖，通人多浅。常识表达而今大行其道，所以不少公众看见砖家叫兽们就烦，似乎知道常识就知道一切。而大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看似百姓的代表，社会的良心，其实他们的见识，只足以保证在某些具体个案中获得如愿以偿的启蒙效果。说白了，如果不是某党某政府的颟顸无能相配合，他们哪能凭借敢言就暴得大名？这一点又跟晚清极度相似。
　　当敌我分明的时候，反对总是有效的、大快人心的。但当对手一旦消失，光是敢言就很麻烦。自辛亥至五四，言论自由基本无问题，各派人马，包括在清末最受欢迎的，民初最受欢迎的，还有努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都在给中国开药方。深受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觉得不对味，要求多讨论问题，少谈点主义。被李大钊等迎头痛斥，那意思也是嫌胡适之不读书：纲张才能目举，主义没讨论明白，怎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从这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糟，什么主义都不起作用。现在很多人羡慕香港、台湾的人口素质。香港有什么主义？有自由没民主的殖民地，照搬“祖家”的制度。台湾今年大选辩论，谁也不拿意识形态作文章，都在讲民生经济。只有这块土地上，才出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老百姓打死不明白的玄妙口号。
　　说到底，还是不同场域的问题。在公共领域，任何问题都必须化约为公众的切身感受与常识，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一是每个人的感知（我自由吗？这个国家民主吗？），一是经得起拷问的程序正义。不读书也能要求民主，不懂法也能主张自由。
　　至于在知识场域，不读书确实有问题，不要说没资格发言，有时脚都伸不直。问题是公共领域原则不要加诸知识领域，事事必须常识化表达，知识领域的傲慢，也没有必要带进公共领域来。韩寒《说民主》提到文人要扮演“一颗反向墙头草”，最多也只适用于公共领域。
　　今天韩寒发表了第三篇《要自由》，李承鹏也发表了《民主就是不攀亲》。韩寒的前两篇文章，和李承鹏这篇很不认同的回应文章，都有点高举高打，谈到中国现实就缠夹不清。缠夹不清是对的，因为历史与现实是如此复杂残酷，一篇短文就能说明白，只有两种可能：（1）这是理论到理论的智力推演，仅限于共享背景的攻受双方；（2）这是为了忽悠民众做点什么。如罗家伦揭示的那样，发动民众，一要简单，两句话说明白，二要容易，一举手就能做到。
　　《要自由》的所谓“讨价还价”，要自由的动机很个人“我，和我的媒体朋友”，列举的理由很国家：“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这看上去很像清末立宪派的进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反之则两伤，顺之则两利，伏乞皇上皇太后垂察。立宪派要君主立宪，韩寒要文化自由，其实都是要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可以不让中国堕入周期律的轮回。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所以我说，不管读不读书，概念对不对，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这种要求也是真实的。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