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1949年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变迁

　　中共建政62年以来意识形态的开放和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是折射出共产党人极求务实的风格：不断寻找与时代相适应的定位和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共产党得以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以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不但左右了党内外的政治生态，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对于邓小平一代的共产党人来说，匡正党的意识形态，使之走出长期“左”的阴霾，成为三十多年前那场改革开放思潮的原点，并由此触发了对毛泽东时代政经体制的全面审视和反思。
　　幸运的是，邓小平凭己惊人的智慧和意志，以一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构了意识形态，开启了共产党执政的新合法性基础的序幕。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严重依赖意识形态。传统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思维只有好坏之二分，政治冲突总是倾向于诉诸意识形态解决，以意识形态解决政治问题，在现实中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模式。毛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典型，强人邓小平开始突破中国的这个政治传统。
　　从中共十二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的“邓小平理论”，再到十六大的“三个代表”、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作共产党人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支撑的尝试和努力，展现出执政党极尽的务实风格对现代性进行功能性的选择和认同，不再遵循政策之争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模式。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郑永年教授认为，从前中共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会改变政策来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现在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政策服务的，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在共产党政权里，意识形态是执政者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可以说，中共意识形态的演变，背后隐含了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变迁，要求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得不展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尤其是2000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代表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努力使之成为一个全民政党、现代政党。党代表利益的演绎变化，标志着其合法性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中国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吸引私营企业主入党，等于抵触了消灭资产阶级与私有制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悖离了作为共产制体制国家建国的原始目标。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私营企业主中国首富梁稳根很有可能成为首位进入中国共产党权力强大的中央委员会，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实用主义一面的最典型写照。
　　对于共产党来说，当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遗余力保持其在中国的垄断权力地位。对于执政层来讲，绝不允许任何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可能性存在。相对于此，共产党人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意识形态的做法便不难理解。
　　笔者注意到，定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主题聚焦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并提出“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中国百姓那里，这些“新要求”、“新趋势”、“新期待”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背景下的普世价值文明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愈来愈强的趋势下，相信中国执政党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愿意进行一些尝试和改革。
　　如果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偏见，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令世界上许多政党艳羡的斐然成就。意识形态中的市场化比重越来越大，世界文明的借鉴越来越多。如果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的经济神话的话，那么被学者黄亚生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正在不断地融入更多的普世价值。
　　平心而论，中国目前的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存在合理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中国是成功的，可以说这也是对世界的普世价值的贡献。至少，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带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事实；而且目前来说，也看不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然，在探索社会公平和国家正义的道路上，中国执政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