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飘：在批判中反思由对谢韬《民主社会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批判引

　　一、当前对谢韬《民主社会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批判
　　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谢韬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又名《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在该文章中（以下简称《民与中》），在文中谢韬着力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贬低了共产主义的先进性，从而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使中国最终走上强国之路。与此同时，谢韬还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经典语段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首先，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虽然是共产主义社会者，但在晚年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且越到后期越是力图探索资本主义如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至此，作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其次，作者认为恩格斯在晚年已经逆早期的信仰而行，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转而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模式，这也是后来被斥之为“修正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在这，谢韬认为历史应该还修正主义一个清白，“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事实上，谢韬认为使中国发展强大起来的“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设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上述思想基础上，谢韬又结合中国自建国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加以分析，认为症状出现的根源在于制度的问题，即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政治上的一党专政、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等。从而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来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该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多党联合执政、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诋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的奋斗目标一说，“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最终得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定论。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赞赏者有之，批评者亦不乏少数甚至更多。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的话说，“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引来万人评。现在有两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起到了振聋发聩、豁然开朗的作用；但是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糟糕得很，认为它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大逆不道，痛加批破。”1由于《民与中》中心思想鲜明的反共性，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学术界遭到大量批评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至于批判到什么程度，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当事人谢韬本人了。在写完《民与中》这篇文章后，谢韬紧接着又写了一篇续文《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以下简称《我写》）。在文中作者描述了《民与中》发表后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中国社科院曾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来批判我。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组织了几十人批判会，我所知道的，在许多地方的老干部都是人人有一份，都自觉地学了我的文章，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发生了对骂。”此外，学术界也发表了众多批判谢韬思想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对一些列批判的文章可以发现，对其文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面：一些学者批评其学术态度不严谨、研究方法不科学，对马列著作引经据典时断章取义，这主要以项观奇、李红岩在著名学术网站爱思想网站上发表的《谢韬先生是如何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文为代表。另一些学者通过阐述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而间接地批判了谢韬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混淆的非科学态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为代表。还有一些学者反应比较极端，除了指责谢韬犯的上述两个错误以外，还严厉批评谢韬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歪曲和诋毁，大骂其反共、反党，根本就是伪科学。这主要见于如谢韬本人所说的一些老同志对他的批判会议中。
　　二、谢韬写《民主社会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动机探究
　　在回答标题所示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谢韬的生平：
　　谢韬（19212010），四川自贡人，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谢韬因提议胡风上书并为其鸣不平，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文字狱。他本已经由毛泽东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保护，先后被圈禁在吴宅和人大宿舍隔离审查，1960年才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党籍一直未被开除，而狱中分派工作，是给过去的敌人国民党“战犯”讲马列主义。1965年出狱时，谢韬已从一名照本宣科的马列教员，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素的学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贡市工作，一年后“文革”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熬过十年牢狱和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他曾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著。2010年8月25日上午9时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从以上对他的简述中，可以看出谢韬老同志首先是一位见证了中国从多灾多难到繁荣强大的老党员，也是一位作为党的发言人的资历颇深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一位为党授业解惑的老教授、替党培养接班人的位居高层的老领导。但这样集多重身份的老同志为何在风烛残年之际竟写出如此反党、反共的文章？不禁另人汗颜，让人匪夷所思。关于谢韬老同志写《民与中》一文的写作动机，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老同志年轻时自身及同代人的创伤留在他心中下了永远的痛，致使他到年老还耿耿于怀。但年轻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敢怒不敢言，到了弥留之际，用他自己在《我写》中的话说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这时才敢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关于这点细心的读者从他的生活经历中也不难发现，由于时代的不幸谢韬多次受到打压，他的一生起起落落、坎坷不平。加之不少同代人也有如此遭遇，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党执政下出现的。所以虽然谢韬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党重视、为党所用，但可以窥见出年轻时代的伤痕让他从心底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经过岁月的积累，以至于到现在写文章公然反对。事实上，这种情结谢韬在《我写》一文中就多次提到过。他在文中叙述道，“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时间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理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说“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可见其伤有多深、恨有多重。在此仇恨心理的驱使下，写出种文章也不足为怪。
　　其次，深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谢韬老同志在怀有上述心理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又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被在国外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社会党管理国家所谓的成功经验所吸引，形成了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简单、肤浅的理解，没有看清它的本质，从而为《民与中》的问世埋下了思想隐患。实际上，谢韬在《民与中》一文中多次引用了具有反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如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制度类型中，除了资本主义社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之外，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也应算其中一员。还说“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此外在论述论述不仅不能消灭还应大力发展私有制的问题时，也引用了辛子陵的话。“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以致到后来。对于人类是否应该有奋斗目标以及共产主义是否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这一问题时，直接叙述道，“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将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有进步。’
　　最后，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工作作用下，谢韬这位老同志干脆把中国存的问题归结为制度原因，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等，这些思想均制约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是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指导思想的多元性、政治上得联合执政、经济上的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等，这些举措来拯救中国。还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这些举措，历史遗留的痼疾将成为年轻一代成长和发展的绊脚石，“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她们他们全部死掉，新的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最终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批判中的反思
　　虽然谢韬的《民与中》一文阐述的中心思想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不仅没有把中国自建国以来取得众多成就的原因大部归结为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还令人愕然将其阐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及至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但里面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几个问题确实也不无道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关于社会差距的问题。谢韬在《民与中》一文中写道，“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成员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确实如此，虽说社会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不妥善处理会引发很多负面的连锁反应，所以务必要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差距。但“缩小”不等于“消灭”，共产主义理论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思想的确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无论从生物属性还是社会属性来看，这三对矛盾体内部一定会存在差别，是无法消灭的。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可以消灭，社会也就止步不前了。因为无数次的历史证明，没有差距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发展，而这与共产主义社的最终目标是相左的。
　　其次，关于终极目标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过上最自由、最幸福的生活。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没有其他的社会形态了，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是最终的社会形态了。然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论点是：人类社会是螺旋式的上升、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很明显，这是自相矛盾的。照此我们足可以像谢韬老同志在《民与中》所说的那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而且是自身发现的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在这点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我相信，谢韬老同志只是国内众多私底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中的一个，是一只“出头鸟”，虽然对其明显的反共言行还不至于“枪打”，但文中对共产主义理论提出的挑战性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在对谢韬一文进行批判的众多文章中，几乎没有学者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有力回应，似乎在刻意回避。但如果不把这两个问题阐述清楚，共产主义理论会继续遭到民主社会主义或其他趁机而入的政治思潮的不断攻击，仅凭内部的自我解释和安慰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
　　最后，我想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哲学研究》杂志编委，辽宁大学荣誉教授王若水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王若水在《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既经得起同道者的质疑，又顶得住异道者的批判，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方能“东方不败”！
　　参考文献
　　〔1〕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J〕。炎黄春秋，2007，（02）
　　〔2〕谢韬。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J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177。html20081111
　　〔1〕高放。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J〕。理论学刊，2007，（06）
　　〔3〕程恩富，张飞岸。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J〕。学习月刊，2004，（4）。
　　〔4〕吴稼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脚手架〔N〕。南方周末，20070705（32）。
　　〔5〕项观奇，李红岩。谢韬先生是如何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J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15321。html20070727
　　〔6〕马立诚。民主社会主义思潮〔J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868。html20101024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高放。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兼谈“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J〕。理论学刊，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