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为什么深化改革如此困难？

　　应该说，中国人对于“改革”这两个字及其深刻含义再熟悉不过了。中国正是以改革为突破口，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试探性改革，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体制等改革，并且在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然而，时至今日，由于某些方面改革的滞后和不彻底，一些体制和机制已成为阻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负作用力，有必要通过深化改革和转型来获取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动力和激励，广大人民对加快转型和深化改革有着迫切的需要。可是，深化改革却面临重重阻力，非常困难，进展十分缓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深化改革的推进？
　　一是深化改革与前30年改革面临的内部约束不一样
　　相比于前期改革，深化改革面临的约束有了较大的改变：（1）社会所面临的压力不一样。前30年改革时，中国的经济已到崩溃边缘，社会也动荡不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当时的社会尤其领导人的改革动力和激励都很强；而当前深化改革是在我国取得非凡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之后进行的，要求改革的压力、改革的动力和激励相对前期改革来说都小得多。（2）权力约束不一样。权力约束包括决策层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关利益集团的制衡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结构。前期改革时，政府对于改革的理解和推进改革的决心比较一致；并且由于“文革”的动荡，中国还未形成固定的利益集团，因而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挠比较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方面，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地方还未形成与中央抗衡的权力。然而，在当前的深化改革阶段，上述权力约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改革面临诸多的权力纠葛。（3）知识和意识形态约束不一样。应该说，中国今天对于改革的知识是增加了，我们至少不用再“摸着石头过河”，历时30年的改革为今天的深化改革准备了大量的经验知识，从而使得改革变得更容易、不确定性更少。在意识形态方面，今天较之前30改革启动时远为宽松，人民已经习惯于改革和社会变化。然而，恰恰可能因为“无知者无畏”，使得第一代改革者勇于面对未知的世界，成为改革的先驱。
　　二是深化改革要完成的使命更重要、任务更艰巨
　　当前深化改革要完成的使命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前30年的改革，中国的主要使命是实现从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较快增长，从而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些改革相对比较容易实现。正是如此，我国在这一阶段改革中将精力和资源主要集中于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而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如：资源可持续供给问题、环境友好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的均衡问题、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等等。到今天，这些问题已积重难返，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中国的未来增长创造扎实的基础，才能实现从小康到富裕的迈进。
　　如果我们不在今天抓紧这些改革，那么中国一方面将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将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目前的深化改革比之前的改革使命更重要。与此使命相伴而生的是这次改革的任务更艰巨。这是因为改革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在前30年改革完成之后，改革的动力和收益都在发生边际上的递减趋势；而改革的边际成本却由于利益的分化、议题的广化和外部条件的恶化在递增。具体而言，当前所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等任务，没有一项是可以轻易就完成的，必须要克难攻坚、付出极大的成本才能完成。
　　三是深化改革的议题更广泛、争论更多
　　就改革的议题而言，前30年改革主要是围绕着价格自由化、土地和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所有制改革、涉及宏观经济稳定的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即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等方面展开的。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改革较少有争议，而且效果非常明显。目前的改革则显得繁琐、复杂得多，所涉及的议题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重要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治理转型、收入分配调整、财税体制改革、垄断企业改革，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研究开发、户籍制度这些议题都是目前改革所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而且就其中的每一个议题来说，都充满着争论。不同的改革方案会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不同的改革路径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因此，各个群体之间争论不断，既渴望改革，又害怕改革削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四是深化改革阶段利益分化更严重
　　前30年改革对大多数国民而言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都因为改革得到了利益增进，他们的利益基本上是共融的；即便少数特权阶层可能因为改革丧失了部分特权和依附于其上的利益，但由于价格双轨制、内外有别的住房等制度安排以及他们可以利用手上的特权换取大量的灰色收入，事实上，他们成了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因而他们对前30年改革是拥护的。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中国开始出现利益分化，逐渐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利用各种声音和权力对政府施压，以期寻找最大化其利益的最优方式。然而，目前的改革不再像第一次改革那样对大多数人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一改革就其根本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会造成现有利益格局的改变，使得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得益。对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言，最优的政策选择就是维持现状，继续利用制度不公和机会优先来攫取改革的大部分成果。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现有的制度下，他们获益远远低于他们的贡献，他们成了制度不公的受害者，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改革这种制度不公和机会的不均等。此外，即便对大家都有利的改革，但由于时间因素，不同的人对于改革成本的感觉会不一样。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比如，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马上会影响到当地的GDP和就业，地方政府不愿意，当地的居民也可能会有意见，可是，环境保护是惠及子孙的政策，对环境的破坏有时候是不可恢复的。
　　而且，由于政府是改革的主导者，他们对改革的态度最重要。但由于政府部门中的一些人已成为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群体，他们从过去不公的制度和机会中获取了大量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某些至关重要的改革是持保守和抵触态度的。
　　五是深化改革面临的外部环境更恶劣，不确定性更多、风险更大
　　目前改革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前30年不一样。上一次改革时期，是全球化大推进和美国网络技术大发展时期，全球化的大推进使中国获取了大量的资本和知识，快速地融入了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并且，美国在网络技术等技术革命的带动下，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使美国成为“世界之胃”，吸纳和消化了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从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然而，这次改革起步时，却正遭受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危机使得中美关系不得不做出大的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去“杠杆化”，不得不降低消费增加储蓄，不得不减少进口，甚至实行贸易保护；而中国不得不转变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次改革的外部环境远没有前期宽松和优越。
　　由于目前改革的议题更多、任务更艰巨、外部环境更恶劣、利益分化更严重，从而使得它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更多，风险也更大。不确定性的增加和风险的加大，又会使得改革充满变数，导致改革的主导者变得谨慎，甚至可能瞻前顾后、畏手畏脚；也使得改革变得更为困难。
　　综上，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深化改革在诸多约束条件下，变得异常困难和复杂。然而，深化改革事关中国当前发展方式转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事关中国未来的命运，因此，它是中国绕不过的坎。如何正确处理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纠葛、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推进改革、如何避免改革中出现大的动荡、如何规避改革的风险，不仅考验着改革主导者的智慧，也考量着他们的勇气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