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工程”乃社会之癌

　　王怀忠一个勉强念完初中的人，凭着自己对中国特色的官场之道的精通，竟然仅凭着攀交上级领导和做足表面文章一路青云直上，以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的奇迹，一路攀升至安徽省副省长，并堕落成一个大贪官。王怀忠的“奇迹”，并不在于他的升迁之路有什么与众不同，而仅仅在于他比一般人升得快而已，因为谁都知道，现行的干部任命体制，实际上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而在王怀忠升得快的背后，是他的表面文章乃至背后功夫都比别人做得足。仅此而已。
　　更为骇人的是，在这些表面文章亦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背后功夫的背后，是大量的、几乎无以遏制的腐败和民生凋敞！
　　王怀忠民间绰号“王三亿”，意思是王贪占的财物数以亿计，此即一例；另一例是王怀忠在安徽阜阳任职期间，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年的财力！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仕途升迁，就敢以挥霍国家几十几百亿元、以多万人年的生存发展为代价而且屡屡得逞，此等情形，以“一人腾达万骨枯”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此种情形，是不是“一叶知秋”，我不敢说。但全国各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普遍性，却是有目共睹，只是程度、轻重的不同而已。
　　旅外华人学者丁学良先生把这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首长工程专门归纳为“腐败型投资”，这种投资基本不顾及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问题，基本不管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民生问题。所有投资都只围绕着一个目标来进行为官僚个人或某个官僚小集团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服务。而这种利益主要表现为两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官场得道仕途升迁，经济利益则是从工程中获取腐败收益，如工程回扣，土地批租等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
　　腐败型投资，最终得利的永远是个别人，而这一切的成本，却最终要由国家和当地的整个社会来承担，甚至要由几代的后代来承担。这种腐败型投资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无计划，也不遵重市场规律，更没有什么科学论证和权力制约，一切全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指出，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和大轰大嗡的运动为特征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既不如市场经济也不如严格理性化的计划经济，这类东西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也不允许。这种完全彻底地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行为得以畅通无阻，一方面是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权力手中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太多；另一方面是权力的外部制约力量陷于瘫痪。
　　解决的办法，一是大力削减权力的含金量，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还给社会，还给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权力必须受到民意的制约，同时政绩不能由上面来评判而只能由下面、由无官无职的普通民众来评判。我希望即将出台的《行政许可法》不仅要考虑部门的行政审批权限制的问题，更要着重考虑“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现行体制下，只要地方首长拍板的事，几乎可以不受任何审批权限的制约，因为所有的审批部门，都在地方长官一人的掌控之下，不管审批项目多还是少，繁还是简，都逃不出地方首长一人的如来掌心。可以这么说，如果过多过滥的审批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的拦路虎，那么，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则是更严重的社会之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