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重读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

　　就分析法学（analyticaljurisprudence）而言，奥斯丁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概括地说，基本体现在《法理学的范围》之中。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因为，正是这一文本的出现，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分析法学的浮出。〔1〕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依然需要重新关注、阅读、解释和回应这一文本所提出的观念和问题。〔2〕
　　一
　　19世纪，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发展的重要阶段。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观察、解释、分析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在法学中，“较为自然地”观察“一个法律的存在”以及“关于法律的学科的存在”，并且，从中去建立“客观的”学术叙事。在19世纪中叶以及下半叶，逐渐成为法学实证主义（legalpositivism）的一个基本观念。〔3〕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奥斯丁为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law）的科学”的范围，而且，经过这样的努力，奥斯丁希望在法学实证主义的思潮中，开启分析法学的学术风格。〔4〕
　　作为观察对象的“法律”的呈现，以及相应的“法”一词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谱系。虽然各类语言对“法”一词（只是我们现在言称“法”罢了）所表示的对象具有不同的称谓，但是，人们相信，这一对象是有自己的固定内在要素的。于是，伴随本质主义的信念，同时，基于自己的“相信”，“法”一词的使用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论述法律现象的时候都在陈说“法”的性质（nature），以及意义（meaning）。这是他（她）们的定性工作。显然，当深入追踪这些历史发展谱系的内容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似乎只好面对异质众说的多元局面。但是，奥斯丁设想，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学科，尤其是严肃的“政治社会治理科学”的学科，如果容忍“语词的诸侯割据”，那么，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清理的任务，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为使体现法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法学稳健推进，必须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5〕
　　被称作“法”的对象，究竟具有怎样的基本特质？这是前现代以及现代法学学科的主要问题。法学学科的起点，在前现代以及“现代性”的学者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思考对象。在法学的语境中，起点就是阐述“法”的特征，起点就是确定“法”的概念。说明了基本对象的特征和概念，阐述法律科学的范围的任务，其完成便是指日可待的。
　　奥斯丁提醒我们注意，准确意义的“法”，是一种“命令”（command），〔6〕而且是一种普遍（general）性质的“命令”。〔7〕“命令”，是一类“要求”（wish），是一类愿望（desire），〔8〕其中包含了“义务”和“制裁”这两项基本的要素。〔9〕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10〕就法律而言，知道了“命令”，也就知道了“义务”，也就知道了“制裁”，反之亦然。〔11〕当然，“命令”的出现，其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制定者，而且存在着一个“接受者”。〔12〕在奥斯丁的设想中，这里的制定者基本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优势者（superior），〔13〕这里的“接受者”是政治意义上的劣势者（inferior）。〔14〕因为实际力量的对比差异，“接受者”将不得不接受制定者的“制定”。这就是法律上的“强制”（mightorenforcement）。〔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认为，表征了“义务制裁”的“强制”，是法律制度乃至法学学科的关键词。
　　我们可以理解，知道了学科的关键词，阐述学科的范围应该是件容易的工作。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解决另外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存在着其他种类的“法”一词的使用，这些使用，有时没有国家优势者意义的“强制”的含义，而又毫不客气地出现在法学的学科之中，比如“自然法”（naturallaw）、“万民法”（jusgentium）、“国际法”的使用，等等？为什么这些词语不能成为关键词？
　　面对复杂多样的“法”一词的使用，奥斯丁认为，正是基于我们考察的对象的某些类似（resemblance），正是基于语词的类比式修辞活动（analogy），人们从而设想了一种原来不属正宗“法律家族”的对象是一名“法律家族”的成员。〔16〕事实上，如果仔细剥离“类似”的谱系，以及类比式修辞活动的谱系，并且，将其中的隐秘予以揭发，那么，真正的“法”与并非准确意义的“法”，其间的界线也就自然凸现了，人们的“误读”，也就会自动消失了。〔17〕于是，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因“类似”而产生的联想，以及类比修辞的使用，其轻度病症就是某种意义的语词误用，其严重疾患就是没有意义的语词比喻（metaphor）。它们是法理学内容混乱不堪的根源。〔18〕这样，说明法理学范围的任务，从侧面来说，便是清理这门学科中语言修辞活动滋养的“病灶”。〔19〕在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便发现了“并非准确意义的”（improper）法的清单：自然法、万民法、国际法、礼仪法、尊严法、仅仅具有解释作用的法、没有规定责任的法、宪法针对清单中的对象，奥斯丁使用的动词是“打扫”、“剔除”。
　　奥斯丁的学术策略，是在阐述法学修辞活动的语言问题的同时，提出真正意义的“法”定义，并且，以此作为基础，说明法理学的范围，使这门学科成为纯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实证科学”（孔德用语）。〔20〕仿佛，这门学科从未成为过一门合格的学科。
　　“法”一词的使用的多样，其本身已经说明使用者的观念的多样。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奥斯丁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严厉批判了与己对立的观念。只要是具有“他者特征”的叙事，在奥斯丁看来，就是必须实施征讨的叙事。奥斯丁批判了布莱克斯通的思想、〔21〕格劳修斯的思想，〔22〕甚至批判了霍布斯的思想，〔23〕以及边沁的思想。〔24〕这意味着，在奥斯丁的意识深处，只要与自己观念相异的观念，即使是微乎其微的相异，都应当是给予摧毁的观念，否则，人们无法彻底地将法学尤其是法理学，从抽象苍白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是法学意识形态的“霸权”行动（这里不含贬义）。
　　二
　　休谟提出了一个命题：应该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25〕在法学的语境中，这样一个命题，经由奥斯丁（当然包括边沁）的发挥，转变为了这样一种陈述：应该区别“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26〕奥斯丁相信，“法”一词的误用，在另外的方面来看，就是将这种观念的“在场”转变为了“缺席”。如果我们记住了“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会实证地、客观地、中立地观察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就会知道法律科学的特质，以及其与伦理科学之间的分界，“法理学的范围”这一问题，从而部分地迎刃而解。〔27〕
　　“应当存在的法”的提出，是一种“标准”的提示。换言之，提出“应当如何”，是在表达一桩事务应该符合一个“标准”的意思。〔28〕如果我们认为“标准”是不应存在的，那么，我们是在蔑视“标准”，我们是在赞颂“真实存在”，即使“真实存在”本身是为我们所厌恶的，而且，经由这里，我们的思想观念，就会出现严重的“立场”问题。奥斯丁发现了这里的“立场”难题。他清晰地意识到，从一个角度看去，划分“实际如何”与“应当如何”，在逻辑上可能（并不是必然）导致保守消极的政治立场，从而导致法律改革的困难。为了解决难题，奥斯丁认为，我们应该树立“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却应该是功利的原则，亦即实实在在的善乐（happinessorgood），而不是所谓的、肤浅的、抽象的、晦涩的、最易引发语词战争的“权利”、“公平”、“正义”之类的伦理标签，或者粉饰。依据功利的原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法律的改革。功利原则，可以诊断社会的疾病，同时，可以诊断我们对社会进行观察而产生的思考疾病。〔29〕在这里，人们当然可以认为，奥斯丁的解决方式，在理论上，并不是顺畅的，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它也不可能是顺畅天衣无缝的。像他所反对的他者一样，他也依然是在提示“应当如何”？嗉唇？？？？蜃魑？曜迹？欢？？颐怯每闯觯？映兜母惺芊矫胬此担？滤苟〉墓勰罨蛐硎浅闪摹蛭？？？诮彩龇？墒抵饕宓墓适拢？？谒得髯魑？抵蒲姆？绾尾拍茉？滴鹊保？窃谒得鳎？挥性诜男鹗鲁【爸星宄？哂形蟮甲饔玫乃？健坝贝嬖诘姆保？？煽蒲拇嬖诓拍苁怯懈？？摹？遥？？瓜蛭颐翘岢隽苏庋？挠辛次剩何？裁粗挥蟹？芍？獾亩？鳎？拍艹晌？肮？秸？濉钡谋曜迹？？？杀旧聿荒艹晌？课？裁粗挥辛硗獾乃？撸？拍艹晌？？伤？裱？谋曜迹？拍艹晌？胺？墒欠窆？秸？濉钡谋曜迹？？？扇床荒艹晌？？咚？裱？谋曜迹？晌？八？呤欠窆？秸？濉钡谋曜迹？？斯？？脑？颍俊？0〕这是对“法学应然话语（discourse）”的要害的严厉瓦解（即使我认为这同样是对“功利标准理论”的严厉瓦解）。所以，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意识到，进入政治伦理的叙事战场不是奥斯丁建构法理学的目的。他的希望，在于使“法”一词的使用没有杂质，清晰纯净。
　　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剔除“应当存在的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是以这样一个观念作为前提的：如果试图将法理学变成一种科学，也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我们只有观察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是如何使用“法”一词的，〔31〕以及观察该词指称的对象是怎样存在的。这是经久不衰的实证理念。奥斯丁在自己推论中，很大程度上将这一前提自觉地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奥斯丁试图表明，既然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考证、领会语言的使用，可以通过语言的使用知道语词对象的存在，那么，有何理由拒绝实证的法学科学的建立？当我们可以没有“价值判断”这一障碍，轻松地通过语言的日常使用去建立经验性的法律科学的时候，有何理由不做出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努力？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在19世纪的强有力的实证话语激动的语境中，反抗奥斯丁的叙事纲领，自然是容易徒劳无益的。〔32〕
　　从1920年到1930年，一场重要的法学运动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运动（LegalRealismMovement）出现在法学历史的谱系中。〔33〕这一运动的核心命题，在于“法官是法律的制定者”。〔34〕这一命题至今是人们难以回应的一个法学“猜想”。我们可以理解，其逻辑出发点是这样的：规则的真实意义，只能在法官的判决中予以领悟，因为，作为现实中的社会成员，我们不能避开法官的最后处置，相反，一般性的规则，亦即人们误称为“法律规则”的规则，是没有这种现实力量的。奥斯丁早已揭露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他的观念中，规则所以具有意义，仅仅在于规则是由政治优势者来强制的，而强制的主体代码，便是法院一类的“受托”执行者。法正是由此获得了真实的意义。广而言之，“如果没有人去建立政府，没有人让政府拥有实际的权力，人类的法律将是乌有之物，是不值得一提的，或者是废纸一堆，是形同虚设的。”〔35〕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强调所谓的上帝意志，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人们是无法在“法庭竞技场”中赢得法律争斗的胜利的。“从创世纪开始至今，在一个法院里，没有听说过以上帝法作为辩护理由或请求理由，可以获得成功的”。〔36〕而上帝意志、公平正义一类的“标准”，就是“应当存在的法”。如果没有“剔除”的意识，它们就会在法律制度的运作中混淆视听，〔37〕尤其当人们对上帝的意志出现不同的理解，对“公平正义”出现不同的观念的时候，混淆视听就成为了制度崩溃的意识形态根源。〔38〕法理学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无从谈起，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就是可望不可及的。
　　三
　　前面，简略地概述了《法理学的范围》的基本思想。事实上，围绕着基本思想，奥斯丁在这一文本中循序渐进地展开了细致论证。其中涉及许多术语、观点、理论的分析，内容丰富、辩驳缜密。这些分析，值得读者仔细地整理和研讨。例如，奥斯丁在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同时，细致地分析了“主权者”、“独立政治社会”的概念，它们的特征和种类，并且，举出了具体的实际例子予以说明。〔39〕这些术语、观点和理论的分析，其相互之间大体来说都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尽管《法理学的范围》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后来的大量学者对其提出了各方面的批评。概括来讲，批评主要是围绕如下几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奥斯丁式的“法”的定义，似乎只能说明部分的法律现象，尤其是义务性的法律现象，而无法说明授权性质的法律现象。在奥斯丁的定义中，法是依赖“制裁”这一概念的，没有“制裁”的存在，法律则是无从谈起的。这对于某些义务性的法律规定而言，是十分准确的。但是，授权性质的法，是授予“权力”或“权利”的。授予意味着“许可”。当不实施权力或权利的时候，人们很难发现，“制裁”可以作为威胁的要素从而出现。这里人们是难以发现“强迫规定”的。〔40〕
　　奥斯丁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意味着“相对义务”的法律的存在。换言之，每一项权力或权利都对应了一项义务。要使权力和权利得以真实地存在，必须要对相应的义务作出规定，不论这种规定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其实，即使没有作出明确的义务规定，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在提示他者具有不得阻碍权力和侵犯权利的义务。〔41〕在这个意义上，奥斯丁是想说明，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尽管，这种“制裁”是以间接方式呈现的。〔42〕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奥斯丁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如果人们可以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强制”的，从而依然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认为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非强制性”的，从而不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这样，当奥斯丁认为，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直接方式，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制裁的，那么，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直接方式，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没有呈现制裁的内容。进一步来说，当奥斯丁认为全部法律是强制性的时候，人们可以认为，全部法律是没有强制性的。这里，对立相反的推论都是成立的。〔43〕
　　第二，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奥斯丁的理论，似乎不能说明主权者的“要求”和强暴者的“要求”的区别。奥斯丁理论的一个关键，是“命令”的逼迫。“命令”的内在要素之一就是“制裁”的威吓。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强暴者的威吓比如抢劫的威吓，也是一种逼迫。虽然，奥斯丁明确地提出，法律式的命令具有普遍的一般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觉察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能起到区分作用的。强暴者的威吓，也是可以针对“许多”人的，并且也是可以以普遍的方式作为表现的。〔44〕奥斯丁没有反省这里的理论困难。
　　第三，提出一个“法”的定义，实际上等于是提出一个划分“法律现象”与“非法律现象”的标准（masterrule）。其实，奥斯丁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准确意义上的法”和“非准确意义上的法”之间，划出界线。〔45〕作为一个学科知识建构的目的，立出标准、划出界线，是为了提供一个社会接受的“尺子理论”，从而希望人们依据“尺子”剥离人们自己视域中的不同现象。但是，在法律的语境中，人们是否有可能接受一个统一标准性的“尺子”？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不论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普遍的意义上，我们都会对“法律是什么”出现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发生“法律争议”。〔46〕“法律争议”不仅会出现在疑难纠纷中，而且会潜在地隐藏在简易纠纷中。就所谓的简易纠纷而言，这是因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随着语境的变化，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随着利益纷争的激化，没有出现过争议的法律问题亦即简易纠纷都可能成为“争议”的。而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人们势必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法律言说”，主张自己的“法律是什么”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尺子理论”的设想，是难以成功的，毕竟这是难以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法律”作为词语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终究是以潜藏的具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价值判断、利益需求和知识“前见”作为基础的。〔47〕因此，建立奥斯丁式的普遍性的“法律科学”的愿望，只能是个值得同情、而不值得赞同的愿望。
　　自然，批评性的意见，终归是一种意见。随着思考范式的变迁，我们会对奥斯丁的法理学观念产生新的解读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法理学的范围》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分析”范本。从中，我们应该体会“分析法学”的方法起点，应该欣赏步步衔接的逻辑推论，应该品味渐次深入的思考开掘。即使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诘难，我们依然必须承认，这一文本，是后来法理学得以开辟新视域、得以激发新话语的重要文本。
　　〔1〕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Bentham，OfLawinGeneral，HerbertHart，ed。TheAthlonePress，London：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Thomas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事实上的使分析法学得以在法学界发动推进的先导性文本。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
　　〔2〕在西方，近来也有学者开始重新研读评价奥斯丁的著述。例如，英国学者W。L。Morison专门撰写了《约翰奥斯丁》（W。L。Morison，JohnAustin，EdwardArnold，London：1982）。在《约翰奥斯丁》一书中，作者试图反驳其他学者对奥斯丁的批评。英国学者WilfridRumble重新编辑了《法理学的范围》并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为奥斯丁的理论进行了辩护。
　　〔3〕参见HubertRottleuthner，“LegalTheoryandSocialScience”，inTheTheoryofLegalScience，ed。AleksanderPeczenik，LarsLindahl，andBertvanRoermu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Dordrecht：1984，p。525。另可参见DennisLloyd，IdeaofLaw，NewYork：VikingPenguinInc。，1981，pp。105108。还可参见EdgarBodenheimer，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74，p。93。
　　〔4〕分析法学的学术观念，大体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确定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由人制定的法，阐述这种法的基本特质；其二，在第一个内容的基础上，又次一级的诸项法律概念进行分析，比如，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等，而且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参见DavidWalker，TheOxfordCompaniontoLaw，ClerendonPress，Oxford：1980，p。54。
　　书名：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作者：JohnAustin
　　出版：WilfridRumbl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
　　评论人，译者：刘星
　　〔5〕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5thed。，revisedandeditedbyRobertCampbell，JohnMurray，London：1885，Vol。I。pp。8586。
　　〔6〕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79，89，91，330？
　　〔7〕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9293，96？
　　〔8〕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89？
　　〔9〕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91，178？
　　〔10〕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9193？
　　〔11〕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96，97？
　　〔12〕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89？
　　〔13〕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178179？这里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奥斯丁提过命令的制定者可以是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者，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次等优势者，也可以是享有法律权利的个人。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178。
　　〔14〕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178179？
　　〔15〕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96？
　　〔16〕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80，8586，167，219？奥斯丁用来说明问题的具体例子，可以参见JohnAustin，
　　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193。奥斯丁说明了某些类比式修辞活动产生的缘由，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206208。
　　〔17〕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86？
　　〔18〕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211212？
　　〔19〕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168169？
　　〔20〕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172，332333？
　　〔21〕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210211，214216。
　　〔22〕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216217。
　　〔23〕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279中的注释。
　　〔24〕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9091，212213，218219？
　　〔25〕参见休谟：《人性论》，关于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6〕奥斯丁说：“法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214）。
　　〔27〕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85。
　　〔28〕奥斯丁也说过：“当我们讨论人法（humanlaw）的好坏，或者，讨论人法值得赞扬或应该谴责的时候，当我们讨论人法应该如何以及不应如何，或者，讨论人法必须如何以及不能如何的时候，我们的意思（除非我们直接表明我们的喜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人法是与某种东西一致的，或者，人法是与某种东西背道而驰的，而这种东西，我们默默地已经将其视为一个标准，或者尺度。“（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173174。）
　　〔29〕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119120，122。
　　〔30〕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218？
　　〔31〕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2〕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在法学中运用语言的分析方法，大体始于20世纪英国学者HerbertHart。其实，在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语言运用的讨论，看到奥斯丁是如何通过这些讨论去分析法理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奥斯丁的论证逻辑起点恰恰在于“语言的正常使用”。通过“语言的正常使用”，奥斯丁论证了何种法律思想是正确的，何种法律思想是错误的。因此，Hart实际上是经过20世纪语言分析哲学的武装，推进了奥斯丁的语言分析范式，而不是开创了法学中的语言分析范式。有关Hart的著述，参见HerbertHart，TheConceptofLaw：ClarendonPress，Oxford：1961，1994。
　　〔33〕参见刘星：《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以下。
　　〔34〕参见JohnC。Gray，TheNatureandSourcesoftheLaw，TheMacmillanCompany，NewYork：1921，p。172；JeromeFrank，LawandModernMind，DoubledayCo。，GardenCity：1963，pp。5051。
　　〔35〕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321。RichardTaylor，“LawandMorality”，in43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1968），p。627；KarlLewellyn，TheBrambleBush，OceanaPublication，NewYork：1981，p。3。
　　〔36〕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215。
　　〔37〕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218？
　　〔38〕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216？
　　〔39〕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91，220以下。
　　〔40〕参见JohnAustin，TheconceptofLaw，1961，p。27。
　　〔41〕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p。100，196？
　　〔42〕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196？
　　〔43〕参见刘星：《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第2829页。
　　〔44〕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33页。
　　〔45〕参见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p。80。
　　〔46〕参见RonaldDworkin，Law’sEmpir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6，p。5。
　　〔47〕参见RonaldDworkin，Law’sEmpire，pp。9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