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劳教应“改而不废”

　　于建嵘教授认为废除劳教制度后，可以将劳教制度治理的社会问题转由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治理。但劳教制度治理的社会问题与刑罚、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所要治理的社会问题，性质上有差别，必须以不同的手段治理。
　　劳教制度不应完全废除，而需加以改造和重构。之所以要改造和重构劳动教养制度，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其名称不好，确立这一制度的法不是人大，而是这一制度的内容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最近，发生在劳教所的一些非正常死亡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如河南开封劳教所学员被质疑“冲凉死”、河北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等。
　　劳教制度不应完全废除
　　对劳动教养制度，于建嵘教授主张尽快废除，否则将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但笔者不认为，劳教制度不应完全废除，而需加以改造和重构。
　　现行劳教制度之所以不能完全废除，是因该制度所治理的社会问题，不会因废除劳教制度而自然消失：在现实社会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安全、安宁（如扒窃、诈骗、造谣生事、侮辱妇女等），但其性质又尚未构成犯罪，故不能适用刑罚；而治安管理处罚又不足以矫治其行为，维护广大社会成员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因此，必须设计介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制度。这种制度既有处罚性，也有教育和处理性（教和养）。于建嵘认为废除劳教制度后，可以将劳教制度治理的社会问题转由刑罚（管制和拘役）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治理。但劳教制度治理的社会问题与刑罚、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所要治理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有差别。不同的社会问题，必须以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方法治理，非此即彼是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的方法。
　　“药”比“瓶”更重要
　　现行劳教制度需要改造和重构，那么应怎样改造和重构呢？
　　有四种可选择的方案：其一，新瓶装新药；其二，旧瓶装新药；其三，新瓶装旧药；其四，旧瓶装旧药，但改换装药的人。
　　这里所谓的“瓶”，是指该制度的名称，如仍叫“劳动教养制度”，还是叫“违法行为矫治制度”，或者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等，以及调整该制度的法的形式，即是行政法规还是法律。这里所谓的“药”，是指相应法所规范的制度内容，主要有四：其一，劳教或矫治的对象；其二，作出劳教或矫治裁决的程序；其三，劳教或矫治的方式；其四，劳教或矫治对象的救济途径。
　　因此，所谓“新瓶装新药”就是既改变现行制度的名称，又改造现行制度的内容；所谓“旧瓶装新药”，就是不改变现行制度的名称，还叫“劳动教养制度”，但改造现行制度的内容；所谓“新瓶装旧药”，就是仅改变现行制度的名称，如改称“违法行为矫治制度”，但不改变现行制度的内容；所谓“旧瓶装旧药，但改换装药的人”，就是制度的名称和内容都不改变，但改由人大制定法律。
　　“瓶”和“药”比较，“药”更为重要。劳动教养制度的名称和内容比较，内容更重要。之所以要改造和重构劳动教养制度，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其名称不好，确立这一制度的法不是人大，而是这一制度的内容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因此，改造和重构劳动教养制度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换“药”。
　　该怎么换“药”
　　其一，减缩劳教或矫治对象的范围。劳教或矫治对象的范围，应主要限于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但又不能予以刑罚处罚的人。因此，在现行劳教对象中，应去除初次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去除所谓“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无理取闹、扰乱秩序、妨碍公务”的人，去除卖淫嫖娼的人，去除有社会危险的精神病人等。对这些人，应通过其他制度治理，法律不应赋予劳教或矫治制度以治理这些社会问题的功能，不能用一个制度去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
　　其二，重构作出劳教或矫治裁决的程序。劳教或矫治制度虽有教育性质，但也具有惩罚性质，因此决定对相对人实施此种性质的行为，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即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和职能分离（调查、指控职能与裁决职能分离）以及公开、公正的程序。应设立有相对独立性的裁决机构；裁决应实行听证制度，听证原则上公开，允许相对人与调查、指控机构辩论；相对人在听证中所做的申辩，裁决机构认为有理的应予采纳。
　　其三，改革劳教或矫治的方式。劳教或矫治既要有劳，更要有教，要通过各种教育方式，感化相对人，使其改变思维和行为方式。要根据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险程度，决定对其矫治的场所，在社区矫治或在专门的劳教场所矫治。至于劳教或矫治的时间，可以根据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险程度，确定适用相应的幅度。
　　其四，完善劳教或矫治对象的救济途径。法律应在两个阶段对劳教或矫治对象提供救济：一是裁决阶段，相对人对裁决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二是在实施劳教或矫治阶段，相对人对劳教或矫治机构采取的劳教或矫治措施、方式，实施的惩戒行为不服，同样应该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