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改革胶着期的转型共识

　　我们有一个调研，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参与过集体行动，会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权利等？有意思的是，答案往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对方会很警惕地说，我怎么会干那些事情，我可是良民，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人们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在中国曾被视为“刁民”。从“刁民”到“公民参与”，是理念的转换。
　　NGO（非政府组织）也是一样的。在20年甚至10年前，在谈到NGO时，人们的自然反应是NGO是敌对的、反政府的，是危险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在汶川大地震后，人们对NGO的观念开始转化，意识到这是在向一个公民自治的、自我参与的公民社会的良好目标转变。
　　中国的公民社会伴随着社会转型而生长。晚清以来的社会是波动性的发展。在晚清，是以立宪作为政治体制变革的切入点，结果革命替代了宪政改革；革命又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有很强的延续性。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民社会的发展高潮，体现在思想的活跃，出版、结社的发达。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甚至共产党自身，都是兴起于当时的民间结社。当时，中国整个政体转型，在理念上、制度上都有一定的准备。
　　其后，随着新中国建立，转向“国家全面控制社会”。为什么从公民社会的活跃走向了社会控制？这与当时社会对秩序的需求紧密相关。20世纪中期，人们始终处于一种战争的、非秩序的混乱状态，当时对于秩序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所有理念导向都转向如何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寻求权威的建立和组织性的控制。在整体国家的建设理念之下，出现了“大跃进”、反右、“文革”这样的社会生活倒退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社会生活发展的需求又累积到了一个高潮，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社会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性。于是就开始了30年以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改革。
　　近30年，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两次发展的高潮。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市场经济发育、私权建立的过程中，思想领域也活跃起来。当时的代表性作品《河殇》，就非常充分地反映了人们的思维状况。比较《河殇》和《大国崛起》这两部作品，会明显感觉社会处在不同的思潮状态中。《河殇》是非常奔放、有着极强反思性和内省批判性的作品；而《大国崛起》是更多地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带有很强的“中国崛起”理念，而反思性弱于《河殇》。二是1998年至今，公民社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状态，有几个很重要的时间段。一是1998年，现行的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对于结社所实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对结社的审批制就是当时设立的。二是21世纪之后，《行政许可法》、《物权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接连颁布，这些法规在思路上是保护私权、限制政府权力，这种理念在中国的确立是很了不起的；三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这个条例意义重大，它规定了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在此之前，绝大多数基金会都是政府主办的。条例颁布后，慈善领域出现了强势群体参与慈善的现象，即大量的企业家、名人、政界人士等进入到公共慈善领域，比如李连杰的“壹基金”。慈善组织从弱势慈善向强势慈善转变，意味着志愿活动的扩大。
　　由此可见，正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固有的稳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更根本的是出现了对固有的国与民关系理念的挑战人们逐渐意识到，是人民自治制度带来国家实力增强，而非国家赐福人民，人民才取得发展的权利。此后，科技、经济、文化、政治体制等均曾被作为变革的路径，但“公民自治”对“他治秩序”的政权合法性带来的挑战，至今没有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发展遇到的挑战，也源自自治秩序和他治秩序两种不同逻辑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要面对的不单纯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包括了制度的转型。
　　当前的转型处于什么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从经济领域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起始，进而带动社会自由空间扩展，经历了政治改革的活跃期，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产生激荡，从而转向经济持续开放、政治保持稳定的发展模式。今天，一方面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累积，另一方面社会自由空间相对不足，现有制度改革的潜力已显疲软，而新的制度突破口又面临利益阻力、缺乏共识支持，改革进入胶着期。一个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有关方面越来越求助于旧的制度方式，如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控制等，以应对新的不断出现的如特权阶层问题、信仰和信任危机问题、社会冲突问题等。然而这些做法成效不彰，唯一出路在于积极寻求新的制度改革路径。
　　寻求改革路径，需要促进两个层次的共识：一、转型共识，即目前中国需要面对的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而是制度转型；二、转型方向共识。在渐进性的变革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限制政府权力、建立完善法治是最为根本的。背离这些原则，即使取得某种短期的民意效应或解决某些眼前问题，从制度层面看，依然是会危害转型方向、累积社会病态的。
　　那么，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如何？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社会的发展持续时间长，发育面广，具有自我累积性，已经开始形成一定的内生力。进入21世纪后NGO类型愈渐多样化，公民参与和媒体构成的公共空间扩展。至2009年底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NGO有42。5万个，社会上NGO总数数百万。目前，尽管公民社会的社会力仍比较微弱，但其体现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内生逻辑已逐步显现出来，并呈现较好的发展潜力。第二、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此消彼长，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开放程度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由此，可作出一个判断，即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处于萌芽向蓬勃发展突进的前期，自下而上的社会秩序生长趋势正在全面呈现，对制度平稳转型构成基础支持；同时，由于制度开放性不足和政府选择性影响，社会自下而上的演进受到一定限制，公民社会的发育没有充分体现社会需求和社会自治能力。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显露出它在衔接社会需求、社会资源、社会治理，促进理性转型方面的作用。但在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经济危机、社会冲突等因素出现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意防止行政控制性秩序的重新强化，比如在增加社会福利时，削弱了中产阶层；在提高社会服务时，忽视了公民权利；以及当前讨论的“国进民退”、央企垄断、民营资本自由空间压缩、法治倒退等现象，都是值得警惕的。
　　另一方面，教育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独立思想、独立学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的的教育理念，才能够培养具有理性和公民意识的公民。目前中国公民意识的欠缺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对政府的依赖性，面对贫富分化天然地信“公”不信“私”，甚至对通过进一步国有化以达致公平分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
　　如果我们认识到，最终转型方向是走向如今的被治理者成为今后的治理者的社会，那么应该明晰，改革措施必须取向增进社会的自主自治能力，而不是暂时的经济和社会效果。比如，“有问题找政府”的“为民”模式被政府和民众广泛接纳，其实它是个人责任和权力的放弃，与有限政府相背离，长远看会增加社会的非理性因素。
　　个人理性和公民意识的养成、公民社会的发展是自治社会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依靠增加国家责任以维持稳定，政府却没有能力负起全部责任，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