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开创了中国古籍宝国性书目的先河
12月8日 逆落雪投稿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编纂出版,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这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中国古籍不仅数量繁多,浩如烟海,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使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对这宝贵的文字载体进行认真的研究,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整体上掌握古籍流传与保存的情况。古籍编目的科学意义和社会作用也就在这里。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应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文革”后,国家文物局即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77年春开始,部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后历时18年,约集众多学者,从近800个藏书单位,采辑我国传统善本书目约6万条款目,按经、史、子、集、
丛五部分类,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应该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能使中国的珍贵古籍经过广泛调查与合理编排,供海内外学术界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又是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进行版本鉴定,如何在传统编目基础上对古籍分类进行科学的归纳,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又必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程。当时的编纂领导小组和编纂委员会,首先组织普查工作。普查范围不仅包括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及研究单位的图书馆(室),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寺院、园林及其他有关机构。据说全国各地共送交十三万多张卡片。经汇总、核查、分类,编一油印本“征求意见稿”,再分送有关藏书单位及专家审阅,后又在意见回复的基础上,确立定稿方案,正式编制,交付出版。
应该说,这一“征求意见稿”,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最早形成的惟一底稿。但因为后来由编委会征求意见,复核稽查,修改定稿,正式出书,这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油印稿本就未引起注意。实际上这个“征求意见稿”本身就是古籍善本目录的宝贵文献,它与已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比较,有两大明显不同之处:一是其所录之书,超过定稿本。如经部,“征求意见稿”本收书6024种,而定稿本的经部收书为5239种,比“征求意见稿”本少785种,即在复核中删去近15。又如“征求意见稿”经部总类中《通志堂经解》(139种,1845卷),清纳兰性德辑,乾隆十九年刻,乾隆五十年武英殿重修本也被删除。另如经部孝经类,“征求意见稿”本收书50种,而己出版的定稿本则仅38种。编委会经数次研核,对各地上报的书目,是删去不少的。编委会的精简当有一定道理,但“征求意见稿”本是从各地上报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所提供的资讯有不可代替的价值。
“征求意见稿”本的另一明显特点,是保留了不少善本的行款格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组稿时,是要求各藏书单位填写版本形式即行款格式的。其格式为每页几行,每行几字,以及白口黑口左右双边等。后来定稿讨论时,可能认为有些填写内容不一定准确,就索性全部不录。书出版后,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词,如《尔雅》,一连有9种都注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则有14种明刻本,但因没有行款格式,就辨不清这些明刻本究竟有何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线装书局才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翁连溪先生合作,重新校订,印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征求意见稿”本,并更名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弥补了原定稿本的某些不足,对读者查阅古籍善本书目,会更方便,会获得更多的资讯。
线装书局出版此书,既不是单纯的翻印,也不是简单地改变书名,而是由翁连溪先生经过五六年的潜心校核,向读者提供一部更为精细翔实的整理本。由于原“征求意见稿”是依据各馆藏卡片汇录而成,有些卡片著录事类不全,印刷不清楚,或缺注著者姓名,或缺版本、行款,翁连溪先生整理时,或亲自翻检原书,或依据相关馆藏书目,甚至电话联系、查询,加以补订,使著录事项尽可能完整。至于错字、缺字,则更细心加以订正、补入。另外,“征求意见稿”本原为按册油印,未将相邻类目编列一起。这次整理,就按四部分类传统分类排序方法,并参考《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进行调整。特别是子部,调整较多,这对读者查阅,十分方便。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是十分重视编目分类的学术意义的,认为图书目录的分类编得清楚、合理,就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摊通义互著》)。翁先生这次整理,能注意调整类目,是很有眼光的。
还有一点应当提出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己出齐,但长期未出版索引,使用者甚觉不便。这次整理,特别编制了书名索引,与正文同时印出,以方便读者检索。
古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从汉朝刘向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原主持编纂的顾廷龙先生、潘天祯先生、冀淑英先生,就是对传统文化有深湛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次负责此整理本的翁连溪先生,对古籍版本、目录,研究有素,数年前曾撰一部极有创新意义的专著《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现在又将其几年来的劳动成果体现在这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上,奉献给学界和广大读者,令人钦谢。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所写的序,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郭绍敏: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内容摘要〕民初国会制宪之所以失败,不宜简单的认定是袁世凯“非法”干涉所致。国会和制宪会议的不妥协态度以及“超议会制”的政体设计没有满足各种社会集团,尤其是袁氏北洋势力的要求和……
刘复生: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五四”是中国历史、精神史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一个意义超载的、被过度文本化的事件。它是一个神话。作为神话的“五四”,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性,具有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后来……
袁刚:民主集中制和国家官僚制〔1〕〔提要〕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看,民主集中制是科层制管理原则,强调的是层层服从,以便统一意志,达成组织目标。列宁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管理原则,并将其理论化。军事化的科层制集……
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摘要】由于财政上的需要及外力的冲击,晚清政府开始重视工商业,并有实际的举措。但政府之目的仍在对外,并未认识到商业本身于民生的重要意义。“重商主义”一词除广义上的重视商业之意外……
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交友关系,最著名的文章大概要算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注:就《戊戌政变记》而言,正如下面要谈到的那样,它有几种版本。该书所收的《谭嗣同传》在……
杨奎松:国民党的政治失败“最是仓皇辞庙日”,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飞机直抵台湾。至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
马勇:北大的困境:五四前的传言与危机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究竟是怎样爆发的,多年来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意见是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上概括北大师生的动机,以为巴黎和会不断传来的外交失败导致了北大师生的不……
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一项专题研究“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导论部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
李君如段炼: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的借鉴摘要: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西方民主的某些原则、制度大胆加以借鉴,一方面采取务实态度,肯定西方民主的有益价值;另一方面在人权立法、多党竞争、……
冯筱才:最近商会史研究之刍见【摘要】最近几年,商会史研究仍受到关注,但也有式微之迹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正在崛起;另一方面也与其面临的一些困惑有关,如自我定位、理论方法、史料运用等。商会研究……
冯筱才: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地方文献为中心【内容提要】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包括“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等类资料对区域史研究的影响甚巨。不过,宁波地方文献的“生……
琉璃锺:与汪荣祖商榷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的真正涵义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汪荣祖还推论陈寅恪所以选择“不古不今之学”,大致是因为古史资料每多残缺,难有定论;而清末民……
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法社会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说,法社会学是法学理论学科下的三级学科,主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方法研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广义上来说,研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除了运用……
姚莉张柳:两岸主任检察官制度比较与借鉴自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以来,作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主要内容,主任检察官制度已在全国多个省份展开试点,改革以“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
潘高峰白岩岩:论构建公众参与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立法机关……
温建辉:介入因素观念证伪【摘要】传统介入因素的概念存在价值取向错误,而且它不仅没有中断因果关系,其自身也不是介入因素。条件说不仅导致无限扩大因果关系的范围,而且存在限缩因果关系范围的情况;近……
郭春镇:我们就是好奇,然后想试试非主流法学的觉悟:我们只是好奇前几天,我的师弟、中央财经大学的白斌副教授在微信公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社科法学针对法教义学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在文章的最后,他带着满满的……
刘松山: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中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刘松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在我国,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党组织通过党内法规形成并向权力机关提出自己的主张,权力机关又要依据国家……
李林:从治国理政战略高度把握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提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
李俊青:“法律不知有害”质疑一、问题的提出法律错误能否撤销2002年7月,张某开车外出忘带驾驶证,张某的妻子请求李甲(本案原告李某的父亲)将驾驶证送给张某。送完驾驶证后张某与李甲分别开车返家,途中李……
王康庆:侦查、预防、服务三位一体的理论运用基础研究随着公安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当前的警察,不仅身负打击犯罪的重责大任,更应积极地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出发,思考从源头根绝犯罪,降低犯罪发生率,维护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满足社会、民……
田国强:就美国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与崔之元商榷读过崔之元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第192到194期上的《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一文,觉得其文对一些西方经济前沿理论(特别是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牟治伟:经验比逻辑更重要吗?(一)常听法律人士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在此,我们对此语进行探讨。当霍姆斯大法官在其名著《普通法》中写道“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时,他所表达的……
周占生:法的渊源:一种本体论辩说在法理学中,“法的渊源”无疑是最模糊、最易生歧义的概念之一。〔1〕按照传统的解说,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来源”、“源泉”,也称“法源”。〔2〕或许正是由此,中外研究者们长期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