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基本问题”？“两大派”？

　　（一）恩格斯有一个对后人，特别是对原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5页）包括恩格斯在内的众多哲学家，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转称为精神和物质（“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时，曾经把物质与存在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甚至说“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八十年代初，一些中国学者对这里所谓的基本问题公开提出了质疑有人发问：既然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都不讲基本问题，何以哲学要讲基本问题呢？这种质疑和发问，对人们有重要的启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首先解决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仍有这样的共识：哲学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抽象、最普遍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具有最抽象、最普遍性质的人与客观事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问题，包括认识领域中的问题和价值领域中的问题，就是哲学无法摆脱的重大问题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或如恩格斯说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哲学教材中，既讲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生活与思维活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又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然而，如何将这两者在逻辑上统一起来，人们却避而不答了。
　　（二）事实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并不总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英语和俄语0CH0BA不但可译为基本，也可译为首要，而译为首要，似更贴切恩格斯强调特别是近代，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近代，两者关系的争论在哲学领域中才突显出来，以致宗教神学借精神是本原、第一性之说，来为神、上帝做哲学辩护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宗教神学仍在欧洲和世界横行，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普及，脑科学则刚刚起步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初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哲学领域中，随着出生于1859年的三位哲学家在人本主义领域中的重要创造，整个哲学界出现了“主体性转向”，冲破了“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的局限。就是说，人在同客观事物，主体在同客体打交道时发生的关系并非只是认知问题，而同时还是情感问题或意志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行动或实践的问题。这里的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与行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辩证关系。三位哲学家中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他要求哲学“成为实践的理论”。三位哲学家中的本格森的意志哲学，强调直觉和本能对于理智所处的主导地位，认为属于理智范畴中的“推理总是把我们钉住在实在的根据点上”，“但是行动打破了”它。而三位哲学家中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要求把“自然观点”作为自然生活的人来开始进行观察、想象、判断、愿望，实现“本质直观”，从而掀起了一场“现象学运动”，由此引发出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派别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潮。与此同时，科学主义思潮也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罗素、卡尔纳普等人带动下，开始据斥追寻世界本原一类被他们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促使“分析的时代”的哲学家们在已经习惯了的诸多科学、逻辑的概念外，又将意志、情感、行动等概念纳入到了哲学的语言中来。而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是受到了自二十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以来现代科学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社会的剧烈变革的影响的。可以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不管一些人怎么强调那个基本问题，大多数人却不在物质和精神或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做文章了，更没有多少人在那里讨论谁是本原、第一性的问题了这里，并不是西方一些哲学家在有意回避，而是如罗素说的那样：心与物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9页）当然，恩格斯也讲到了两者关系中的“同一性”问题，为后来的哲学家们谈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或“反作用”问题，开启了一扇宽阔的大门。
　　（三）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恩格斯指明：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他还特别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6页）对此，结合后人在理解和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有三点可以和应当深入讨论第一，任何用语含义的相对性，都不能不在语言的翻译中表现出来英语和俄语MATEPNA，在中文里都既可译为唯物主义，也可译为物质主义，百余年来，人们已习惯于译为唯物主义（爱因斯坦曾称之为“实在论”），但如直译，且为防止理解上的绝对化，似译为物质主义更当恩格斯讲的两大哲学派别的分野，主要指的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哲学界的状况而自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创立以来，唯物主义便有了新的含义马克思把社会存在当作物，是借用了传统中的唯物主义中的物的而作为社会存在的物，是与传统中的唯物主义中的物有所不同的，因为它主要指的是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的总和对此，马克思还以盖房子为喻，将其说成是“经济基础”，并肯定了它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后来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又指出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很明显，这里的社会存在本身，就是人的存在，人与人间的关系的存在，而这是离不开人的精神的存在的，人的精神当然不是“物”第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性、对立性是有限的，并不象列宁和后来的列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重大列宁在年把哲学史说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党派的斗争史，后来的列宁主义者以及原苏联和中国的哲学教材也都以两者的斗争做为哲学史的主线，这种观点和做法，既与历史和现实不完全符合，又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哲学的贫困在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古印度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都未见有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的斗争，甚至连这两个概念都未曾出现有人根据传说中的柏拉图想要烧毁德摩克利特的全部著作，就断定古希腊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斗争的激烈，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把德摩克利特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的根据是他和留基伯所主张的原子论，但两人都相信“神的威力”，即在事实上将神视为本原，难怪黑格尔曾将留基伯说成是唯心主义者呢！（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2页）而德摩克利特又从“神”的意志出发，鼓吹过要象使用四肢一样使用奴隶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这一问题在中国五十年代曾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但因两者界限模糊不清，且无大意义，结果不了了之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谈到先秦哲学的划分时举例说：如洪范仅言五行，以此为宇宙中之根本者，则亦可谓一种唯物论然洪范所说世界之最高存在为天或帝，实是一种有神论（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概念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最值得反省、反思的是，当年中国在“文革”中主流话语对林彪的天才论的评论在文革前期林彪红极一时，被九大党章定为接班人的前后，天才论不但被说成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然而在文革中期林彪叛逃前后，天才论又突然被说成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最反动的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唯心史观的在做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时，主流话语都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这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是一种“不良的政治”、糟糕的政治，又表明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划界上的某种不确定性难怪列宁在年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认为哲学史是一部认识史呢！第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并无重大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仍把实事求是原则说成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很牵强的其实，在被公认为是唯心主义者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了实事求是一说（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二章P66）而并非唯物主义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在：不战而胜中，直截了当地宣传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人们还不难发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在大力宣传唯物主义。那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唯物主义的说教声不绝于耳，且显得与唯心主义势不两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真诚相信并决心践履唯物主义，且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而自豪但这并未能对那一时期大跃进、文革中盛行于全社会的浮夸冒进、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之风起到抑制作用。人们知道，在“大跃进”期间，哲学家李达在武汉当着毛泽东的面，批评了主观蛮干的错误。据在场者回忆，这两位公认的著名唯物主义者当时争得面红耳赤，种下了日后“文革”中李达被“毛主席的红卫兵”迫害致死的种子。然而在此前后不久，不但并非唯物主义者的尼克松较为准确地预见到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和平演变，就是不信奉唯物主义的美国某智囊机构也较为准确地预见到在美军撤出越南后将会发生中越边境战争这些为后来证实的重大变故，是那些坚信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垮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信条的唯物主义者们所无法预见的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已大体上抛弃了流行多年的唯心主义反动，唯物主义革命的命题，但仍习惯于将错误的观点与做法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而将正确的观点与做法同唯物主义联系起来，未能重视恩格斯当年说的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的警示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者的区分毫无必要，而只是说，两者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都管不了那么许多，没有必要事事都往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上挂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