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决不可低估反腐的艰巨性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特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反腐之路可谓仍然任重道远，“治标”的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治本”也只是刚刚起步。这样，一旦反腐的压力减轻，腐败可能又会卷土重来，决不可低估反腐的艰巨性。
　　第一，腐败的社会土壤没有有效根除。中国的腐败具有很强的社会化特征和文化特征，短时间内难以从社会层面消除腐败生成的社会土壤。可以说，在中国，腐败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公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老百姓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腐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腐败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腐败文化不但能提高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滑，从而导致腐败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并提高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腐败的认同程度。当前，中国反腐败的主要焦点是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特别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干部，而对社会领域和基层党政部门的腐败问题则较少触及，对普遍党员和老百姓的廉政教育力度也不够，这不利于铲除腐败的社会根基。这样，腐败就只是蛰伏起来了，一旦有机会，它们就又会继续生长繁殖，并重新兴风作浪。
　　第二，反腐败的“治本”之策难以短期内健全和完善。反腐败，其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廉洁政治。廉洁政治意味着公共权力规范、公正和健康运作，公共权力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廉洁政治的建立，一是要有良法，不为腐败在制度层面留下缝隙；二是要能守法，所有公民都自觉遵循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中国关于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应该说已经很多了，但是，有些规定和政策不尽合理，人们难以遵照执行；或者在执行过程中选择性执行，或者曲解政策，甚至有些领域“潜规则”盛行，导致明文的规定不能落到实处。同时，就是合情合理的法律制度，因为人们没有养成守法的习惯，往往喜欢走捷径或者规避法律的约束也不去遵守；就算一旦违法，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去规避法律的惩罚，而进一步采取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完善相关的制度措施，并培养出人们遵纪守法的习惯，只能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恐怕难以一蹴而就。
　　第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任何国家都难以形成清正廉洁的政治局面。1995年以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每年都会发布一次世界各国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简称CPI）排行榜。从最近几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可以看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发达国家清廉指数比较高，表明这些国家比较清廉；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清廉指数都比较低或非常低，表明这些国家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亚洲地区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清廉指数比较高，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清廉或比较清廉。
　　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的清廉指数与其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大凡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是清廉指数比较高的国家；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清廉指数也比较低。这样，我们非常不乐意地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清廉程度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尚未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时期，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比较清廉的国家，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的反腐败将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此言的确不虚。可以说，中国反腐败之路非常艰难，并且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文发表于《证券时报》201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