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如何看待民国乱局？

　　祝贺张鸣教授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本精彩著作《共和中的帝制》，遗憾的是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本来是没有资格评论的。但我在共识网上看到了张教授写的关于张勋复辟一书的序言，也有一些感想。刚才张教授的述说和几位教授的精彩评论，对我也有启发。
　　我很欣赏张鸣教授的叙事风格，他近年出了几本书，能把历史学术从象牙塔尖走到民间，大众化通俗化。特别是近年民国史研究得到广泛关注，不光学者关注，民间也很关注，是全社会关注。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在大陆出版后，对辛亥革命后这一段史事，民间有一阵子热议。我看了张鸣教授写的《摇晃的中国》，而且我们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会请张教授来讲演过一次，那是2011年，效果非常好。我对张鸣教授这种侃侃而谈娓娓道来的叙史风格，是欣赏的，也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既增长知识，又能深刻反思，有益于当代。
　　但是我也感到一个遗憾，刚才张教授说有电视剧编剧找他，希望他能就张勋复辟历史写成电视剧本，他却推辞了。我认为不应该推辞，依照张教授的手笔，是能够写成优秀电视剧的，张勋复辟故事性很强，本身是一个滑稽剧，情节曲折离奇，是能够写成票房价值很高的电视剧的。但如果仅仅是演绎戏说历史挣钱，那也意义不大，我想编剧找张教授写剧本，是要求高水平，是要反思历史，资鉴当今。若能写成，我想影响会更大。以前历史学家吴晗也写剧本《海瑞罢官》嘛！几年前有一个电视剧《走向共和》，虽有些缺点但大体不错，促人反思，后来不知为什么遭到禁播。我觉得探索历史，并把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在此基础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评议，吸取教训，展望未来，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发展非常有益。
　　关于张勋复辟，以前的“党化史学”，按意识形态划分进步与反动，把张勋复辟这样一个背景复杂意涵深刻的事件，定性为开历史倒车，复辟就是倒退，是一场历史闹剧，张勋是一个跳梁小丑。其实，历史并不那么简单，张勋复辟事件有着许多人们忽略或关注不够的深层次的历史内涵。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中国向何处去？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建立什么样的政府？这个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解决，各方还在摸索探讨中。刚才秋风教授谈到《临时约法》，认为《临时约法》有问题。确实有问题，比如到底是采用美国式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内阁制？规定模糊不清，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就有不同意见，后来果然是引发了争斗。
　　但是，我认为不能责怪《临时约法》，因为它是“临时”的，应该适时制定一部正式宪法呀！既是“约法”，也就是非正式，而且是临时的，也即过渡性的，是在举义革命时局中仓促制定，必然有缺点不成熟。但它获得各方承认，起到了特定的历史作用，是中国“宪政大开张”。此前按照《组织大纲》初定的法则，由临时国会选举产生了两任临时大总统，但还是“临时”的，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只是临时大总统。但国家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且都“依法”产生，这是划时代的，是现代民主与传统专制的根本区别。虽为“临时”，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然既为临时，也就是不正规，也就是说民主规则本身还不健全，要尽快让它正规健全。宪法是根本规则，民国政府由南京迁到北京以后，国会参众两院很快就成立制宪委员会，将制定正式宪法以取代《临时约法》，作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做。制宪就是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一个国家要有政治秩序，正常运转，必须要有好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根本。但制宪必然牵涉到各方利益，各方政治博弈，需要宪法条款来平衡，所以，要将《临时约法》改订成正式宪法，不是件容易的事。《临时约法》固然有问题，现在学术界有人批评它，说它是“恶法”，民国搞糟了就怪《临时约法》没有制定好。但是，千万别忘了它是“临时”的啊，是“约法”啊，不是正式宪法啊，怎么能怪到它头上呢？当时制定的时候，说约法就管半年，结果后来管了那么多年，护法战争、护法运动都是“护”这个“临时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悲哀！游戏规则有问题，就应该完善游戏规则，以期为一个临时的规则大打出手，不如大家坐下来平心静气把正式规则制定好，然后大家都按规则出牌。
　　《临时约法》到底规定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其实没有讲清楚。就算是内阁制用以制约架空袁世凯，但后来袁世凯死了呢？副总统黎元洪按照《临时约法》补为总统，黎元洪可是南方国民党人支持的，但按照《临时约法》，黎元洪也应该被架空没有权，权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此时《临时约法》对北洋军阀有利，对民党支持的总统黎元洪反而不利，让人哭笑不得！于是产生了府院之争，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堂堂民国大总统，甚至连人格尊严都没有了，段祺瑞手下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有政令让大总统签字盖章，颐指气使，对黎元洪说叫你盖章就盖章嘛，问那么多干什么？大总统变成了橡皮图章。但黎元洪也拗，就是不盖！对德宣战总统就是不盖章，国会国民党议员也支持他，府院争执不下，给张勋钻了空子，闹了个帝制复辟。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下台走人，这又给段琪瑞创造了机会，让他马厂誓师，“再造共和”，当了回大英雄。
　　这场历史闹剧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国初建政治秩序不稳，游戏规则不健全。不健全怎么办？不是退回皇权专制，而是应尽快健全民主规则，首先是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使《临时约法》经公认的合法途径和程序，改订成正式宪法。这项工作的确是在做的，民初制宪委员会在天坛草拟宪草，这是非常伟大而有意义的工作，非做不可。健全民主游戏规则，民国嘛、共和嘛，政治行为方式与准则与王朝根本不同，我认为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并非“换汤不换药”，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因为辛亥革命成立政府，是投票选出来的，以前哪有选举？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是由临时国会投票选出来的，袁世凯也是选出来的，并非孙中山退让，不是私相授受，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标志。革命初始规则不健全也可理解，现在有人因其不完善有缺点，对这些东西进行全盘否定，我是不同意的。后来的制宪过程曲折艰难也可理解，因为有不同集团不同利益嘛，要进行政治博弈，讨价还价，天坛宪草就有“研究”和“商榷”两个派系在争吵，院外还有实力集团，还有个人野心家，如何整合平衡，的确也需要时间，会有冲突，会有反复。
　　张勋复辟仅12天，闹了个灰头土脸，辫子军也被段琪瑞的“讨逆军”打得屁滚尿流，按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复辟失败者不就是历史丒类吗？但张鸣教授不这么简单地看，他在序言中认为张勋复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一次探索”，是非常有见地的新见解。清朝推翻后共和并没有搞好，是不是可以恢复帝制呢？这实际上也就是恢复秩序。复辟帝制是不是恢复秦始皇式的专制呢？肯定不是！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即使帝制复辟也得变，袁世凯还称“洪宪帝制”呢，他还要宪法呢，洪宪是洪大宪政之意，是君主立宪。且清朝灭亡前已搞“预备立宪”，需要宪政这在当时已是共识，只不过宪政不健全，或以宪法当门面搞假宪政，但立宪已是谁也难以回避。所以说，“君宪救国论”也可以看作是当时人对中国政治走向的一次探索，是保守主义者的探索。
　　当时中国已陷于分裂，有南北政府，许多省宣布独立，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恢复秩序？保守主义者也可以发声。《天坛宪草》不能通过立法程序成为正式宪法，也有一些人如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等，甚至有外国人，私拟宪法，为顶层设计提供意见。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国初年就如何建立民主政治秩序，在大范围进行着探索，知识精英在探索，民间在探索，上上下下都在探索。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当时没有党禁报禁，虽乱但思想很解放，对国体谁都可说三道四，难道就不允许保守主义者也探索中国出路吗？
　　张勋绝非单枪匹马，其身后有一个保守主义群体，他是当时“孔教会”名誉会长，康有为是会长。清亡后有一大帮遗老聚集于青岛，康生小时候曾受教于他们，所以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康有为、劳乃瑄等士人也忧国忧民，希望化解中国乱局。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是主角，他们也不屑于袁世凯称帝。但溥仪是满族不为汉人接受，于是有人提出让孔子后裔当皇帝，这可谓是复辟帝制的另一方案，难道就不是政体的探索吗？
　　以前“党化史学”论定复辟就是倒退，复辟就一定倒退吗？1640年英国革命杀了查理一世也废除了帝制，但后来复辟了，英国现在还有女王呢，难道是倒退？尼德兰（荷兰）商业共和国比英国还早，后也请来国王复辟。其实，革命后的国王和革命前的国王并不一样，已放弃了专制权力，不能说凡国王就一定反动。张勋请12岁溥仪复辟，溥仪能专制当秦始皇吗？当然，张勋复辟并非光明正大，搞的是阴谋且整个政治规划没有铺开，但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搞君主立宪，因为时代已经变了，要倒退为专制秦皇汉武，绝对不可能。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复辟就是倒退，时代也推着国王变，要复辟也只能像英国女王那样“虚君共和”，且康有为早在前清戊戌变法时就主张“君民共主”，我们又何必丑化复辟？所以，我非常赞同张鸣教授说张勋复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一次探索一次失败的探索。
　　保守主义在探索，自由主义也有探索，也失败了。段琪瑞“再造共和”后，政治并未见好转，不几年被直系吴佩孚武力推翻。1922年5月胡适联合16个知名教授（包括李大钊、蔡元培），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批评坏人当道，希望“好人”当政，倡导“好政府主义”。结果吴佩孚就让自由知识分子“好人”们组织了一届政府，由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王宠惠组阁当总理，好几个洋博士出任部长，但当政仅72天，就因部长罗文干贪腐而倒台。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次组阁，应该说也是一次失败的政治实践。
　　中国向何处去？还有其它主义在探索，各路人马都在提救国方案。既然坏政府、好政府都不行，干脆就不要政府，时无政府主义相当风行。而有无政府，就有强政府主张国家主义的人，“醒狮派”建立青年党，左舜生找到新桂系的李宗仁，邀其入党，竟想在广西建立“党军”，遭李拒绝。中央烂掉了不行，建立不起稳定秩序，那就地方上探索，南方各省搞起了“联省自治”运动。中央立不起宪法，就先地方各省搞，湖南率先立“省宪”，此事连青年毛泽东也参与，并唱赞歌，浙江、四川等省跟进，联省结成联邦政府。另外，还有各种社会主义的探索，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是一种方案。
　　民国初年有较长时间的政治混乱，民主秩序没有很好建立起来，还处在探索过程中。摇晃的中国，为建立民主秩序，各方都在探索，中央在探索，地方也在自主探索，政治是多元的，思想是解放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建立民主秩序不容易，美国独立战争后也经过十几年博弈，正式宪法才出来，其他国家也都有反复。张勋复辟是保守主义的一次探索，是试错，应该允许试错探索。多元探索大概进行了16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表面统一中国，探索也就中止了，中国由第一共和进入第二共和，1949进入第三共和。以后的政治体制都是“以俄为师”的结果，多元变为一元，党为中心，孙中山概括为“党在国上”。宪法不重要了，党纲比宪法重要，按照苏联那套东西建立一党专制，建立“党国”体制，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民国初年的探索难道就没有意义吗？我认为第一共和16年的探索是有益的，包括恢复帝制的试错探索，让孔子的后裔当皇帝也是一种探索，建立君主立宪制，多元探索的中断相当可惜。我认为各方多元探索如果给予时日，再长一点时间，中国是能够自主解决自身政体问题的。16年中国冲突不断，战争不断，但战争规模不大，死人不多，博弈过程中民主法治富强统一的因素在日渐增强，各方都要求建构统一秩序，不一定如孙中山所说是一盘散沙。以日为师，以美为师，学法国建立内阁制，以俄为师，各国政体我们都在学习、引进，按照中国国情吸取西政优点，中西合璧，择善而从，若稍稍借以时日，中国人完全可以自主地建立现代民主国家。
　　但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北方的两个强邻非常坏，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日本，外敌中断了中国的自我探索。日本侵略中国我们谁都晓得，而苏联难道就不是侵略吗？策动外蒙古独立，又染指新疆扶植“东突”。日本成立满洲国，最后全面侵略中国，中断了中国的立宪进程。我们还应该知道，当时出钱出枪支援中国革命的也是这两个强盗，他们真的希望中国民主、统一、繁荣、富强吗？非也！支援革命党其实是不安好心，是希望中国乱，以火中取栗。苏联“输出革命”，操弄国共两党，给点小钱，给点旧枪，对国民党也没少给，企图以此控制中国局势。得到苏联支持的国共两党都引进采用了苏联党政模式，搞封闭落后的“民主集权（中）制”。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都是学苏联，建立了“党在国上”政体。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也包括国民党。国民党“以俄为师”推倒了民国初年的宪法、国会、政党体制，16年的多元政体探索于是中断了，落后的高度军事化的苏联党国体制自此支配了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是走了一段弯路，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大亏。
　　当然，引入苏联党国体制使中国结束了那种所谓一盘散沙、规则不起作用的局面，但那靠的是一党专制，武力强制，国民党的军政、训政都是专制独裁。不但政治专制，思想也专制。苏联体制野蛮落后，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孙中山写了“革命需要宣传主义”，国民党自此有了“宣传部”，也是学苏联，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但宣传就宣传，却不允许反宣传，掌权后不允许别人宣传，各类约法宪法都写明的“言论自由”，被无形取消，搞书报检查，控制思想，这十分恶劣！不允许人说话，不允许探索，胡适被污名“胡说”，罗隆基干脆被抓起来，封口不允许批评，不认“党义”者即是反革命。而这一切恶劣做法，共产党较之国民党做得更彻底更决绝，其根子都在野蛮苏联。苏联模式中断了民国共和政治的多元探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要深刻反思。
　　最后我要讲一讲张勋的结局，他是江西人，与我是老乡，曾参加过甲午战争，黎元洪、段琪瑞等也参加了，他们其实都很爱国，不见得是坏蛋。张勋对清朝愚忠，复辟失败后孙中山说：复辟是犯罪，但恋主之情可悯，对这种人“未尝不敬也！”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后段祺瑞政府对两次帝制祸首都予赦免，张勋也好、杨度也好，都没事了，不追究，他们并不因干了惊天动地的蠢事，就下场可悲为人所不耻，杨度还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张勋死，灵柩归故里，各方人士挽联将其归为关羽式的人物，赞其忠于故主。孙中山也不一概否定他。这种宽容精神十分可贵，共和就需要宽容，宽容敌手兼容并包才能有共和。搞斗争哲学穷追猛打，追杀到底没完没了，结局只能是血腥专制。张勋复辟应该说是干了傻事，但12天傻事于国损失并不大，况且他也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追杀他们于国于民并无好处，允许犯错，允许探索，允许试错，凝聚共识，才是共和国的胸怀。
　　我希望这种宽容精神能够继续发扬。当今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转型关键期，中国还可以选择，中国还需要探索，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和选择出路。执政的共产党尤其应具备宽容大度精神，既要改革，就应允许试错，允许探索，允许人民说话，甚至允许反对。民初连宪法都可私拟，我们现在是否也可斗胆勾画勾画第四共和呢？当然，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要起主导作用，整合台湾、港澳地区，共同建构多元民主的第四共和国。说穿了，就是要剔除野蛮落后的苏联模式，革除欺骗性的民主集中制，“依宪治国”搞宪政，探索共和新政体。或联邦制，或总统制等，宪法、国会、政党体制都可以探索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前辈试错探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能忘记百年三次共和的艰难曲折。在此我要感谢张鸣教授，著书普及民国历史知识，反思共和政体历史，意义重大。“没有反思，谈何进步！（陈小鲁语）”
　　2014，4。26（天则所第499次的双周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