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中国人和集体主义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滥用“我们”的。凡是该说“我”的地方，中国人从来都说“我们”；凡是不敢说“我”的地方，也都说“我们”；甚至连许多自己从未参与过的事情，也说是“我们”干的。一切“我”的要求只敢用“我们”的名义来表达。中国人只敢大声说“我们”，从不敢大声说“我”。在顺民政治文化的阴霾之下，“我”始终无法从“我们”中凸现出来，“我们”是顺民的语法避难所。但是，“我们”代表不了“我”，更埋没不了“我”！
　　深究“我们”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是“集体主义”一直在作祟。
　　作为与个人主义根本对立的道德学说，集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由社会决定的，个人隶属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之上，个人的需求和目标应该服从集体的需要，并且个人应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需要和目标。集体主义把国家和政权当作个人的主宰，高于并脱离于它的个体成员。
　　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依赖于更高的道德权威；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听命于更高的政治权威；放弃自己的追求，服从于他人的追求。集体主义认定，个人是集体的附庸，绝对的道德权威和无限的权力属于集体。个人没有独立于集体之外的任何意义和价值。在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是由其出身、所属阶级、性别等非个人因素决定的。个人无权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国家则声称要承担对个人的全部责任。法律和社会文化都优先保障集体的权益而非个人的权益。个人被要求去牺牲自身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只能唯有权势者之命是从；个人不应表达不同于集体的官方观点，否则会受到社会舆论乃至权力的制裁。在决策方面强调完全一致，集体主义不允许暴露个人之间的纷争，严禁个人出风头；社会风气是强调特权，而非每个人的平等权利。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时，主张个人利益首先服从社会整体利益。集体主义是一种“螺丝钉”哲学。它要求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把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学说，而且也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主张。集体主义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尤其是对权力的争夺，个人主义认为政治应当是关于个人自由与选择的政治；集体主义认为，国家应当垄断一切土地和生产资料，并通过命令组织生产、分配和交换。计划经济是集体主义的经济体现。
　　集体主义在二十世纪盛行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集体主义是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后个人主义的一种现代新思想。然而，集体主义不仅不是现代的、先进的思想，而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思想。集体主义并不是像通常所认定的那样是对利己主义的否定，它只是对一部分人的自利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另一部分人的私利的伸张，即集体的自私的肯定。集体主义并非与自私自利相对立。在另一方面，一个反集体主义者，即一个个人主义者可以同时是一个利他主义者。
　　在集体主义所蕴藏的政治思维和实践中，集体的决策将被大大简化。这时，集体变成了一个人格，一个是所有人化身的超级个人。个人被认为没有认清自身利益的能力和特权，个人不明白自身的最大利益所在。只有那些扮演家长角色的统治者，才有高见之明，知道什么样的行动抉择和制度安排最有利于芸芸众生的最大利益。芸芸众生都是短视无知的，常常铸成错误。因此，不能让他们为自己作“正确的”抉择，不能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他们自己。
　　如果说家长制是集体主义的传统形式的话，那么，极权主义则是集体主义的现代形式。这种现代的集体主义往往喜用“科学”来论证其自身的正当性。它断定，个人的利益不是由个人的自由选择来确定的，而是由“科学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而且这种规律只被少数导师和领袖所掌握。计算利益的单位是抽象的“全人类”，而不是具体存在的个人。具体的个人是否有能力认识这种客观规律并不重要，只要肯听从导师们的“科学”教导就足矣。同样，社会选择的不是依据个人的价值和逻辑，而是由少数导师和领袖们所揭示的“客观历史规律”。
　　在二十世纪，集体主义成了极权主义最有蛊惑力的道德和政治工具。在二十世纪复活的集体主义，绝不是对个人主义的超越，而是对专制主义的回归，对极权主义的追求。集体主义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主义。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或者说统治者）的财产高于人民的生命。
　　集体主义是“人民”的主义，个人主义才是“公民”的主义。公民时代是大写的“我”从混沌的“我们”中凸现出来的时代。是多说“我”，少说“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