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陈独秀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 -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 -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 -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 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 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 ,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 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