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堂和他的水墨山水

　　 马军 曾路
　　他寄情山水于笔端，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
　　他和蔼、慈祥，对艺术充满着虔诚，有着独到的见解。即便疾病缠身，仍笔耕不辍，犹如他笔下沙漠中的胡杨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体味生命，享受着艺术带给他的快乐。
　　11月23日，已届古稀之年的张登堂在其飘着墨香的画室里，用他那低缓的声音向《齐鲁周刊》讲述画作，闲聊人生感悟……张登堂中等身材，言谈举止间无不撒露出山东人的朴实敦厚，话语不多，铿锵有力。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在神秘庄严的中南海，自1949年丰泽园的毛泽东居所挂起张大千画作《荷花图》以来，近百幅国画精品陆续流入红墙内，逐渐成为中央政治符号的重要组成基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场所勤政殿，一幅以泰山为创作题材的雄浑国画常与最高决策层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这就是张登堂于2001年创作的国画作品《雄峙》，由书法家欧阳中石题款。
　　＂张登堂在创作《雄峙》图时，一反传统山水画刻意表现山势壁立峭拔的构图模式，继承创新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架构方法。他大胆略去山门‘孔子登临处’至‘中天门’以下的众多景观，用高度概括和成熟凝练的手法重点描绘出‘中天门’以上至岱顶的无限风光。＂美术评论家、原济南市文联主席邹卫平在《泰岱＂雄峙＂唱寥廓》一文中如此说评。大山大水，大树大风，有异峰突起的崎崛，波涛拍岸的激荡，也有山重水复的蕴藉，风入松壑的婉转。作为中国当代北派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张登堂的绘画作品从生活中来，同时又根植于传统的沃土。
　　事实上，从传统山水画到今天的水墨画，近现代的中国山水画历经众多变革。从认为＂中国画已穷途末路＂到实验水墨，风格迥异的水墨探索虽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水墨在现当代语境下的演绎和延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对此，张登堂认为首先要找好对传统的定位。在他看来，传统是＂革新派＂，不是＂保守派＂，中国山水画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在进步，每个时期画家所面临的命题都是如何在继承传统中体现出时代风貌。
　　壮丽的河山和欣欣向荣的建设场景是张登堂早期写生作品里的印记，这是当时绝大部分画家真情实感的热情投入，今日回首仍然很具感人的力量。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西化＂思潮压力极大的情况下，画家们更从传统文化精神和经典中看到中国画的前途所在，从而摆脱了＂中西结合是中国画的唯一出路＂论调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张登堂山水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登上新的高度。他不断画海、画山、画松柏、画以大树主体下的乡土风光。
　　张登堂的作品大多视野壮阔，大气恢弘，但他最擅长用的却是淡墨，他的作品画面局部墨色干净、淡雅、清丽，整体上却给人以厚重深邃之感，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真正做到了＂远观其势，近取其质＂，也充分体现出他建立在多年对自然的感悟、对意象的理性追求基础上的＂画外功夫＂。张登堂的笔下，大自然的开合气象，天地间的运行变幻，无不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意境和浪漫色彩，其苦心孤诣，外人难以尽知，但其创造的＂山河之美＂已印在世人脑海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张登堂式＂水墨山水语言。
　　画上一分钟，画下十年功
　　叶茂必定根深，张登堂的水墨山水画取得如此成就，决非一蹴而成。
　　悟墨斋，是张登堂画室的斋号，由国画家许麟庐题写。画室墙上悬挂着李可染三十多年前为他写的＂天道酬勤＂，以及李苦禅赠与他的＂良工苦心＂。这些并非巧合，它寄托的是老一辈画家们当年对这个画坛年轻人的赞许和期望。
　　1944年，张登堂出生于山东聊城。
　　这座黄河文明和运河文明在此融合的历史名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自明清以来，先后走出过三名状元，九十九名进士，放眼当代，更是人才辈出，傅斯年、季羡林、李苦禅都是从这里走出，最终登上学术的巅峰。
　　良好的文化氛围，让张登堂自幼对绘画接近痴迷的程度。尽管当时经济拮据，其家人依旧全力支持他的学业。在中学，他幸运地遇到了响誉画坛的黑伯龙做他的美术老师，在黑伯龙的指导下，他对传统绘画产生了全新认识。＂也是在那时才知道国画到底该怎么画＂，多年后的今天，张登堂如此回忆。读高中期间，张登堂极其活跃，他抓住一切机会参加各类美术活动，有幸在他的学生时代便听、受到关友声、张鹤云等山东画坛大家们的点评与提携。
　　1960年，张登堂考入济南市艺术学校。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绘画技法，欣赏着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大手笔的国画。系统完整的学习奠定了他坚实的绘画基础，也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艺校毕业后，由于父亲早逝，张登堂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不得已至在济南市文物店工作。这里不仅让他可以挣钱补贴家用，还给了他研究和临摹文物店藏古今名人字画真迹的机会。1971年，济南市美术界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从全市各单位抽调了20位中青年画家，在五龙潭成立了美术创作学习班。其中的张登堂等结合政治背景，选择沿黄河写生，并得到上级支持。于是他们开始了艰苦但又充满乐趣的黄河之行，一路风餐露宿，徒步跋涉一万多里，历时两个月，终于完成了对黄河的写生。此后，他们将此次的百余幅写生作品做了集中展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中国美术界，并使得当时的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的领导发现此作后极为激动地说＂年轻人有画这么好的，马上调来＂。
　　其实，早在1977年，文化部成立了中国画创作组，由著名画家华君武担任组长，从全国抽调了百余名中老年画家赴京，为中国驻外使馆、人民大会堂等作画。34岁的张登堂作为黄河画派的主将之一也被应邀参加。这对年轻的张登堂来讲，无疑又是一次深造的机会。在那里有名师指教，有画界名流一起商榷，有很多实践机会。他与画家刘宝纯为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做巨幅《黄河》图。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一泻千里、汹涌澎湃之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激情洋溢的画面打动了画坛名宿李可染先生。李老称赞道：＂我画不了这么新，年青人画不了这么好！＂
　　在京期间，除李可染多次前来点评指导外，还得到了国画大师李苦禅、谢稚柳、黄胄、王雪涛、宋文治等大师的教诲和鼓励。同时，结识了金陵画派的钱松岩，岭南画派的关山月先生以及长安画派的赵振川。也是这阶段，他又先后为30多个我国驻外大使馆作画，国家领导人将他的作品馈赠给国外友人，他为山东画坛带来了极高的荣誉，也成为其个人艺途的一个耀眼亮点。
　　德授业，画育人
　　读好书，就是和很多高尚的人在谈话。读一幅优秀的美术作品，欣赏其优美的境界也一样，透过作品的表层技法去追寻作者高尚的人格和对社会生活的高度认识。
　　从《大漠孤烟》到《泰岱旭日》，从《巴音布鲁克草原》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从《黄河纤夫》到《春江饮马》，从《漓江渔歌》到《野渡无人舟自横》，从《千年胡杨》到《大漠金秋》……每每近距离接触这些画作，总忍不住自问：这些画作的作者张登堂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性格？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们对画家的评价，向来有＂风格即人＂、＂人品定画品＂、＂画品即人品＂之说，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张登堂单纯而不简单、真率而不粗俗、热烈而不痴狂、鲜明而不华艳、诙谐而不滑稽的心灵，从而加深对其性格的理解。
　　事实上，张登堂的人品、画品，在中国美术界有口皆碑。在《齐鲁周刊》拜访张登堂之前，多位与其有过交往的友人一再提示＂张登堂是个好人，就是有点不善言谈，你一定要做足功课。＂
　　＂我第一次拜访李苦禅是1963年，他给我看画、批改，给我指导，临走又给我画了两张画、写两张字，第二天见面又拿出钱来资助我学习，买绘画用品。像这样的事，他帮助了好多有困难的学生，所以对他的人品我特别敬重。＂多年后的今天，张登堂依旧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向李苦禅学习的过程，＂我主要学习李苦禅先生的人品，因为我过去很少画花鸟画，也画一点，但是画得少。李苦禅先生的为人、人品人格对我影响最大。他的人品确实太好了，他特别乐意帮助人，有求必应。＂
　　早在1963年，张登堂携其作品赴京恳切请求一代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其作品评点。李先生望着眼前的青年，他是那样的朴实与谦恭，而且又不乏聪颖，顿生亲切之感，同时也被他不辞劳苦、虚心好学的精神所感动。李先生不厌其烦地对习画的要点给以指导，希望他在习画上要下苦功夫，不要急功近利，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热爱祖国的人。
　　李苦禅还亲笔书写了＂良工苦心＂四个大字的横幅赠给张登堂以表达对新一代画家的心愿。30多年来，张登堂始终把此教诲当作座右铭，把横幅挂在墙上，记在心里，并付诸实践。
　　＂助力山东文化建设，广收弟子，授业解惑……特别是他于2001年应中央电视台之邀设山水画讲座，并出版《山水画技法》教学画册。他以自身的实践融会古今中外的精要，总结出树木、山石、烟云、湖水、海水、瀑布以及点景的绘画理论与技巧，凭藉电视传媒毫无保留地加以推广，为爱好山水画的大众提供了简明实用的学艺平台。＂中央电视台资深评论人何云海如此评价：＂我深深地喜欢这位山东籍画家，向张老师学画，我觉得首先应该从他的人品学起，从他学画的经历中去寻找方法……品读他的作品，真让人心动，让人生情，让人愉悦。＂
　　的确，张登堂对老前辈的画家始终敬仰、尊敬，对同辈画友则是谦和、尊重，对年青画家，他给予更多的则是帮助和鼓励。凡是上门求教的，他从不吝啬，都给予指导和评点，因为他深知，在给画的道路上，有名师的指导可以让人少走弯路。
　　＂中国已进入了一个艺术繁荣昌盛的时期，我们的艺术瑰宝也后继有人了，它会渊源流长！＂张登堂一再向我们强调，＂多报道报道我的学生，他们年轻人需要宣传，需要一步步走出去。＂（特别感谢孙立老师对本次采访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