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47）（谭植棠）

　　今天介绍广州小组的谭植棠。
　　谭植棠，乳名亚定，别字仙槎，曾用名昌泰，化名谭天，广东高明市明城镇人。他与同乡谭平山、谭天度被世人誉为＂革命三谭＂，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他历经磨难，重回组织，为革命奋斗了一生。
　　1893年，谭植棠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今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濠基村，为了祈求孩子安定长寿，家人将其乳名取为＂亚定＂后来＂定哥＂＂定叔＂的称呼由此而来。谭植棠6岁时进乡间私塾读书，13岁时祖父为了让他继承家业，叫他回米店里。谭植棠酷爱读书，拒绝了祖父的安排。1910年7月，谭植棠离开米店考进高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东州书院）。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引起他思想上的剧烈震动。1913年他毅然离开东州学校，前往广州报考陆军小学，准备投军报国。可惜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录取，转而考进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17年夏天，谭植棠考进了北京大学，与他同行的是族叔谭平山，谭植棠入历史系学习，而谭平山进入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中，谭植棠受谭平山和陈公博的影响，接触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尤其是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他茅塞顿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直闷头读书的谭植棠激进起来。＂五四＂当天，他与谭平山一起游行到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时，谭平山怕他体力单薄吃亏，叫他不要乱跑，谁知谭植棠却跑到队伍前，面带头挥旗子。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谭植棠负责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谭植棠的宣传工作被大家肯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谭植棠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1920年3月，谭植棠、谭平山和陈公博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政衡》杂志，公开评论时政。谭植棠在该刊先后发表了《中国历代政权中心转移之研究》《关于我国承认新俄罗斯的商榷》《平民主义最后的胜利》等政论文章。他主张中国人民应与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认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1920年夏天，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一起回到广州。不久，谭植棠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的课程。1920年10月，他们联手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广东群报》。谭植棠在该报先后发表了《怎样才能够发展人类的群性》《论国史教育》等文章，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组织成劳动团体＂，联合＂万国的劳动界＂＂铲除这些寄生虫，建立平等、自由、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文明的国家＂。谭植棠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社会，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谭植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群报》成为广东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做了舆论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北大是谭平山、谭植棠的老师，陈独秀一到广州，就约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商谈建党之事。在此之前，广东已经由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开展了建党工作，经黄凌霜引荐，结识了广州的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黄鹃声、梁一余和梁雨川，并于1920年底成立了＂广东共产党＂。由于多数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谭植棠等三人都没有加入这个组织。陈独秀到广州后，曾同这个组织发生联系，但在论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意见无法统一，只好分道扬镳。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书记先是陈独秀，不久由谭平山接任，陈公博任组织委员，谭植棠任宣传委员。支部决定将《广东群报》改为中共组织的机关报，由谭植棠任经理。这一年谭植棠28岁。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谭植棠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除了办好《广东群报》外，还积极参加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培养革命干部。＂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分甲乙两班，谭植棠担任教导主任，兼甲班班主任，并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程》。与此同时，谭植棠还参加创办了广州河南机器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谭植棠还参与创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向青年教师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后，谭植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从事工农运动。他协助彭湃开展农民运动，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二、三届教员，第四届班主任，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课程，使农民学员初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学会了从事农民运动的方法。
　　1925年至1926年，谭植棠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省港大罢工后，谭植棠发起成立了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号召各界群众支援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24日，谭植棠主持该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一律起来，准备武装，学生组织学生军，工人组织工团军，农民组织农民军。不久，广州各地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纷纷起来，封锁了香港沙面和广东沿海各港口，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在反帝反封建热潮中，广东20多个群众团体成立了＂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谭植棠被推选担任主席。他肩负广东人民的委托，努力扩大斗争成果，积极派出外交代表团，联络上海、汉口，九江等地民众，拟在北京组成一个全国对外代表团，发动全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进行更广泛的斗争。由于谭植棠长年累月工作，积劳成疾，不幸患上肺结核，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走上街头，发动群众。有一天，他在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时，突然口吐鲜血，昏倒过去，送到国际医院抢救，醒来后他向战友们表示要＂重返自己的战斗岗位＂。谭植棠患病后，国内形势发生恶化，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决定，将正在广州住院治病的谭植棠转移到东莞的一家医院。当晚，国民党特务就追查到博济医院，由于谭植棠及时转移，才未遭毒手。特务们又闯到他家中，在屋中搜出一块红布，上面写着＂广州总工会代表会＂。特务们说，这是奸党活动的证据！并逼着谭植棠的妻子罗亚女交出丈夫，逼迫未果，打得她口吐鲜血。此后罗亚女得了重病，最终咳血而死。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又把谭植棠（化名谭天）转到东莞石龙镇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诊治。但是，这时党组织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并且敌人通缉他的风声越来越紧。他的三叔谭仲珊知道情况危急，赶到东莞把谭植棠接了出来，先转到澳门，然后特地买了一口棺材，让谭植棠躺在里面，再雇上一艘船，瞒天过海，终于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安全回到了家乡。从此，谭植棠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7年初冬，中共广东省委委派陈旺等人到高明县一带活动。党组织安排谭天度回到高明家乡治病。谭植棠终于和自己的同志接上了关系。从此，他扶病参加了陈旺、谭天度等领导的各种抗日活动，宣传发动群众，组织了＂青年抗敌同志会＂，培养了一批抗日干部。同时，他还联络社会各界，成立了＂高明县统率委员会＂＂民众抗日自卫团＂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帮助当地抗日军民渡过难关，谭植棠于1944年8月毅然把祖父遗存的粮仓打开，发动群众运走1万多斤，支援了抗日战争。1944年冬，高明地区的党组织拟通过谭植棠利用＂谭氏联宗会＂的合法组织作掩护，发展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活动，同顽固执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高明县政府进行斗争。因此，反动当局把谭植棠视为心腹之患，存心置他于死地。一天夜里，国民党县府派了100多名保安团和警察把濠基村团团围住，有五名保警冲进谭植棠家中，用枪口对着他问＂你叫什么名字？＂谭植棠机警地说：＂我叫谭昌泰，诸位有何贵干？＂在村民的帮助下，谭植棠又躲过了一劫。1941年陈公博投靠汪精卫，在汪伪政府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曾邀请谭植棠。谭植棠对此嗤之以鼻，说：＂现在的定哥还是以前的定哥＂。1944年底，谭植棠奔赴东江抗日根据地路经广州时，被汪精卫的妻舅——广东省伪省长陈耀祖知道，妄图说服谭植棠为他效劳。谭植棠为了摆脱汉奸们的纠缠，应付道：＂此事关系重大，允本人三思，再面呈各位。＂第二天谭植棠迅速离开广州，几经周折，才安全进入了东江抗日根据地。
　　1945年秋，谭植棠向东江纵队党组织提出了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东江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像谭植棠这样的老干部应转报中央审批。1945年冬，经分管华南工作的周恩来亲自审理，以中央名义正式批准恢复了谭植棠的组织关系。1950年1月，谭植棠被调回广州，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贸易、粮食、百货三大公司经理。1952年春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无辜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受到＂清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强令到广州＂学习＂。1952年6月26日，谭植棠在广州含冤逝世，终年59岁。
　　1979年7月27日，中共肇庆地委正式作出决定：撤销1952年对谭植棠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