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末三国治安形势及其影响下的治安思维模式

　　一、汉末三国的治安形势与治安管理
　　东汉后期是外戚和宦官争权的历史，王纲解纽，政治凋敝，国力式微。公元184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以降，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原有的统治秩序遭受严重冲击，而宗教的影响在扩大，两汉建立起的封建礼教体系遭到动摇。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战乱、饥馑与瘟疫，直接导致社会板荡，人口锐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流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国家税役无从保障。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都是佐证。董卓擅权、西凉兵乱之后更是各路军阀崛起、争雄，最终，分别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大军事集团脱颖而出，瓜分了东汉版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国时期跨度约九十年，这期间包括东汉末年军阀战争阶段魏蜀吴三国政权阶段，其治安管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无非是在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政权。鉴于汉末各种天灾人祸的毁坏，扭转恶化的治安形势，发展生产、整顿户籍、恢复原有秩序（例如税赋、徭役的征收），成为强大军阀的重要课题。曹魏奠基人曹操，治安建树较多，严明法纪，统一北方，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及其贯彻，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推行屯田制，亦战亦耕、兵农合一，削减了流民的问题，加强了对领民的控制，恢复了生产，保障了兵员。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势力，便于中央集权，更加强有力的推行治安制度。曹操的屯田制，具有多面性。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实际上也是治安制度，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于民族问题，曹操采取镇抚结合的策略，尤其是东征乌桓，缓解边境治安问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蜀汉只有刘备父子两代君主，丞相诸葛亮是后主刘禅（207271）的辅政大臣，其治安思想具决定性影响。蜀汉的地盘是从暗弱的刘璋集团手里夺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战争、民族问题，那就是豪族。巴蜀之地的豪族大姓垄断着文教、武装等，几乎成为独立王国，很多治安问题也是这些豪族大姓带来的，怎样处理与豪族大姓的关系，是诸葛亮政府解决治安问题的主要课题。诸葛亮本人极其重视法律的作用，也有自己独到的治安见解，将在下文详述。
　　东吴偏安江南，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联系也比较密切。东吴与魏蜀一样，也颇为重视法律的作用，严苛程度甚至比魏蜀还剧，例如东吴曾九次使用夷三族的极端酷刑，这也与其政治斗争的激烈有关。山越等民族带来的问题，也是影响其治安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讲，三国时期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延续东汉末年战乱带来的剧烈影响，虽然三个政权的建立使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固，但仍有局部的战争，三个政权对于治安管理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形成独特之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六朝是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治安形势显得更为复杂，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矛盾，绝非镇压能够解决。如何调和，考验着三国统治者们。从治安思想上看，有从严刑向无为演变的趋势，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等都有深层的联系。
　　三国的独特时期特征体现在几对矛盾上，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等等，还有儒、道、释、法等流派的治安思想的冲突。有效地进行治安管理，离不开围绕此主题进行的相关设计，尤其是对于割据政权而言，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治安管理森罗万象，当轴者的治安思想、颁行的各项治安法令、制度，是设计的直接体现，我们可以观彼时期的先进与不足。
　　二、汉末三国时期的治安思维模式
　　（一）曹操的治安思维模式
　　曹操（155220）之崛起与其治安思想密不可分。曹操重视法的作用，强调法的权威，一之以法，继承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思想，打击特权阶级。在强调设而不犯，犯而必诛的以刑为先原则同时，又不排斥对礼教的遵守，故而有礼法并用的特点，用礼教控制人、培养人，也是曹操治安思想的重要内容，重视整饬风俗、兴办教育，加强思想控制。曹操礼法并用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他的夫刑，百姓之命也的看法，体现了其慎刑恤罚、刑罚相当的追求，不是一味的明法峻刑，体现了灵活的特点。与之相配，曹操重视司法官的选任，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并要求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重视依事实定罪，反对滥用酷刑。曹操令出法随，多有创举，切中要害，例如一道令就得以威吓劫持人质的问题。
　　（二）诸葛亮的治安思维模式
　　三国蜀汉政权的奠基人是诸葛亮（181234），其思想集中体现于《诸葛亮集》之中，史书记载亮刑法峻急，但效果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原因在于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体现在其公平执法的重要思想，尽忠益时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执法严明一视同仁，善于利用赏善罚恶凝聚力量，打击犯罪，树立权威。与曹操相似，诸葛亮也具慎刑思想，重视司法官员的选聘，防止冤假错案，以维护法律权威，但是同时主张惜赦，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对假仁假义。诸葛亮认为，尧舜和桀纣的区别，在于重视教化的力量，主张教而后诛，整肃专权自恣的地方豪强，重建统治秩序。农业生产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既保障军需，又稳定民心，防止民变。诸葛亮严格自律，厉行节俭，省官并职，去文就质，选贤举能，居安思危，治蜀颇有建树，然继承者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
　　（三）孙权的治安思维模式
　　相较其他统治者，孙权（182252）对于法律的推崇有过之无不及，法家思想是其治安思想的核心，他反对臣下施德缓刑的建议，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孙权强调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先刑后礼甚至废德任刑，令有司尽写科条。诸葛亮也说，孙吴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纵观东吴从孙权到孙晧（242284），刑罚用的比较重，死刑名目繁多，法律适用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四）三国时期士人的思维模式变迁：从荀悦、仲长统到王弼、嵇康
　　荀悦（148209），颍川颍阴（今许昌）人，政论家，著有《申鉴》5篇，认为法教并重，政之大经，法、教而已，主张刑与教都是先简后繁的过程，反对设立必违之教、必犯之法。荀悦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三类，对其施以礼与刑的不同结合方式，对症下药，对君子化其情，对小人治其刑，对中人礼律并用。仲长统（179220），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政论家，著有《昌言》，其强调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在他看来，治乱不是取决于法律本身，而是执行法律的人。法律的繁简、轻重则应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变化。
　　仲长统与荀悦一样，主张奉天法古，恢复肉刑，他说：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三国初期，治安依旧处于恶化阶段，某种程度需要肉刑警示世人，预防犯罪；另一方面，又防止以轻刑之名而内行杀人之实，减少死刑，繁衍人口，符合时期的要求。
　　而到三国后期，政治斗争波谲云诡，纲常礼教令人厌倦，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魏正始年间兴起清谈之风，涌现出王弼、嵇康等玄学思想家，影响着当时的治安思想。王弼（226249）提出贵无的思想，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还提出反本的思想，声称静是绝对的，要人们安于现状，无心于欲无心于为以情从理，接受愚民统治。嵇康（223262）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恢复人的本性，还原原始社会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的社会。显然他的治安思想不可能被统治者所容。玄学思想调和儒道，具有强烈的思辨性，提出了对社会与人的独到思考，是古代治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
　　三、结语
　　蜩螗沸羹的汉末三国时期已过近一千八百年，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话题，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圈。这作为一个乱世实属不易。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战乱兵燹，与三国治安管理有关的资料或散或佚，难以收集，今主要见于《三国志》《晋书》《太平御览》等古代典籍，可能会遗留鸿泥雪爪，供后人持蠡测海。另外，三个政权遗留的史料在量和质上也有差别。记载上的资料曹魏明显较多，不过随着考古发掘，史料也有新的补充。如1996年发掘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牍，丰富了东吴历史的详实程度。
　　纵观汉末三国时期，统治者倡导明刑弼教，重刑思想是主题，刑罚往往较为急峻，但另一方面又恩威并用，以利于招揽人心，标榜慎刑。儒学式微，却仍作为一件外衣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安策略。研究思想需把握社会的脉搏，虽然当轴者的治安思想是主导，但也不免受到世风的影响，士人的治安思想亦起着潜移默化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