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贵粟疏》原文及鉴赏

　　晁错《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11），不农则不地著（12），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13），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14）；饥之于食，不待甘旨（15）；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16）。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17）！明主知其然也（18），故务民于农桑（19），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20），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21），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22）。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23）。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24）。此令臣轻背其主（25），而民易去其乡（26），盗贼有所劝（27），亡逃者得轻资也（28）。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29），聚于力（30），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31），中人弗胜（32），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也。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33），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34），治官府（35），给徭役（36），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37），又私自送往迎来（38），吊死问疾（39），养孤长幼在其中（40）。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41），急政暴赋（42），赋敛不时（43），朝令而暮改（44）。当具（45），有者半贾而卖（46），亡者取倍称之息（47），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48），以偿责者矣（49）。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50），小者坐列贩卖（51），操其奇赢（52），日游都市，乘上之急（53），所卖必倍（54）。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55），食必粱肉（56），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57）。因其富厚（58），交通王侯（59），力过吏势（60），以利相倾（61），千里游遨（62），冠盖相望（63），乘坚策肥（64），履丝曳缟（65）。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66），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67）。上下相反，好恶乖迕（68），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69）。今募天下入粟县官（70），得以拜爵（71），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72）。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73），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74），复卒三人（75）。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76）。神农之教曰（77）：“有石城十仞（78），汤池百步（79），带甲百万（80），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81），政之本务（82）。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83），乃复一人耳（84），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85）。爵者，上之所擅（86），出于口而亡穷（87）；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88），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89），塞下之粟必多矣（90）。
　　【鉴赏】这篇文章选自《汉书食货志》。
　　它是西汉初年，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错给汉文帝的一篇奏疏。晁错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直抒己见，提出“入粟于边”、“重农贵粟”的建议。文章疏直激切，曲尽其意，被称为“西汉鸿文”，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政论文章。
　　一、中心明确，不枝不蔓，有很强的逻辑性。文章一直围绕着“入粟于边”以富强其国的主旨，处处突出“贵粟”。议论文章要识大体，抓住要害，这就需要作者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敏锐的政治感。可最难的则是要摆正君臣位置，因为作者面对的是最高统治者，又涉及本朝弊病，既不能采用口号似的提法，又不能摆出一副说教的架式，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于是文章采用了一种委婉的开头，赞扬古代圣王的光辉业绩，先言唐尧夏禹、商汤等圣王在水、旱灾难之下，而国内百姓没有人饿死荒野的德政，根本原因是他们早就积蓄了粮食，并作好了准备。然后话题一转，说如今全国统一，人民和土地都多于过去，可是积蓄的粮物还赶不上尧、禹、汤，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极其巧妙又自然地切入了中心。在引起皇上注意后，一口气提出一系列的连锁问题：“民有余力”而“生谷之土未尽垦”，“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不归农”的结果是“民贫”。“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国家以民为本，不能保民则国将不国。于是，一个关于国家命运的尖锐而严峻的问题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提到了汉文帝的面前。紧接着提出自己主张，要保民富国，就必须“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句句不离“贵粟”主题，逻辑性严密，不由人不服。晁错的这个建议对汉初政权的巩固起了极大的作用。
　　二、文章采用了对比的论证方法，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增强了说服力。文章一开始就采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与现实相比入题。接着以贵粟和轻农相比较，结果是“轻农”得到的是百姓“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而“贵粟”的结果是蓄积多，在水旱灾害面前，可以使百姓无饥寒之危害，于是“民可得而有也”。为了强调粮食的重要，又把金银和五谷相比较。金银属“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东西，它被人们看重，是由于它“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其中最重要的是皇上采用它作为货币，而金银造成的后果是“令臣轻背其主”，“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反观粮食和布帛，它们生长有季节，不像金银随时可得，一个人竭尽其力也带不起半年的食粮，但人们又一天也离不开它。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想盗窃发财、逃亡他乡的人是一个限制，一般百姓也离不开生养自己的土地。所以，英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而不重视金银。在分析农民为何不肯务农的问题时，又把农民与商人对比。农民一年四季“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可是遇到天灾，急征暴敛，他们不得不卖田地，卖儿女。而商人则“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加上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受害，无粮又无民。通过对比分析，推论出“贵粟”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计，必须高度重视，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即“以粟为赏罚”，用粮食来买爵位，用粮食来赎罪。继而又用现行的法令“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与用六百石粮买二等爵位，四千石粮买三等爵位，却只免一人服役相对比，得出卖爵收入粮的价值远远超过“车骑马一匹”的价值，说明“以粟为赏罚”对国家大大有利。其结果是，“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军队有粮，国家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晁错的主张，客观上反映了其忠君爱国的思想。文章采用对比论证的方法，使全文论证严密，说理清楚透彻，富有说服力。加上作者文笔矫健、流畅，或推论，或排比，节奏感强，很有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