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她被性侵、被离婚、还被加拿大拒之门。。。

　　
　　案例背景
　　申请人J女士是中国公民，她于2001年12月嫁给了一名身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其实这是J女士的第二次婚姻，她和前夫育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儿，并在第二段婚姻中育有一个儿子（2002年11月生），这两个孩子都和她一同定居加拿大。然而在本案诉讼程序中，这个儿子的亲子关系是争议的焦点，甚至被怀疑有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的嫌疑。
　　2002年1月，申请人的加籍丈夫提交了夫妻团聚申请，想要担保J女士移民加拿大，并且将她的大女儿列为随行受养人（accompanyingdependant）。
　　申请人声称自己于2002年2月被性侵，然而当时她没有告知自己的丈夫和加拿大移民局（CIC）（她是在2007年的受理听证会上才透露此事的）；在2002年4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之后夫妻团聚申请获批，申请人和女儿于2003年4月登陆加拿大。由于申请人对外声称她丈夫就是儿子的生父，所以她的小儿子也得益于此，跟着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姐姐移民加拿大。
　　2003年5月，出于怀疑的心理，担保人（申请人的第二任丈夫）私自进行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他确实不是这个儿子的生父。据此，两个人婚姻破裂，于2004年4月离婚。
　　2006年6月，移民局对担保人进行了面试，要求他出示DNA亲子鉴定的结果。他照做了，并且还郑重宣誓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2007年，出入境科（TheImmigrationDivision，ID）分别于5月、9月和11月举行了听证会受理此事。根据加拿大“移民法”第40（1）（a）条，J女士和女儿于2008年4月被下达了遣返令（RemovalOrder），依据是她故意谎称担保人是她儿子的生父，这被认定为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
　　随后申请人及其女儿提出了上诉，然而仅有女儿的上诉被允许了，申请人的却不被接受。
　　
　　案情分析
　　移民上诉部门（IAD）认为申请人关于她儿子身世的证词不可信，尽管她在提供证词时很乐于配合，但是她似乎“在确认儿子生父是谁的问题上她在故意视而不见”她提出IAD不该完全依赖担保人提交的DNA证据，但她又拒绝再参加DNA测试，在这样的情况下，IAD认为DNA鉴定结果确实是仅有的可靠证据，说明担保人不是J女士儿子的生父。
　　IAD强调，虚假陈述和隐瞒重要信息会危害到移民程序的完整性。在本案的夫妻团聚申请中，J女士有义务诚实回答所有问题，证明她和她的家人符合法定要求，如果有任何重大变动必须及时通知移民官。
　　IAD进行了如下分析和总结
　　上诉人（指J女士的女儿）声称，她母亲（J女士）没有为了移民而谎报儿子父亲的身份。然而，在审理小组衡量了所有证据后，发现J女士其实早已知道DNA鉴定的结果，只是故意忽略这个证据，也故意不告知儿子真正的父亲是谁，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女儿能获得加拿大的身份。
　　如果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原则和需要给予特殊救济的因素，IAD还总结道：上诉人和母亲在加拿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极少；她们在中国有直系亲属和固定房产。虽然J女士说她担心回到中国后找工作会有困难，并且儿子几乎不会讲中文，回到中国生活可能不太方便但是这些在审理小组眼中都不算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足以为此提供特别救济。
　　在充分考虑了各项证据后，根据“移民法”第63（3）条，IAD认为J女士不满足“需要给予特殊救济”的标准，因此她的上诉被驳回了。但是J女士的女儿的上诉是可以被允许的。
　　
　　司法审查
　　与最终裁决
　　上诉申请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J女士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造成了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被遣返的严重后果。
　　本案的申请人J女士争辩说，她是以“某人的配偶”身份办理的移民，而她和此人的夫妻关系是真实的，并且在她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时，他们还未离婚。J女士认为儿子的身世问题与移民签证的办理无关；所以她认为即使她有过虚假陈述的行为，也不会导致执法过程的错误。
　　不过法院引申了“移民法”第40（1）（a）条，这条法规的目的是“确保在申请进入加拿大提供了完整的、诚实和可信的资料”，而现在的情况是，显然她的行为和这一目的相悖。
　　另外，申请加拿大签证的人士有坦白的义务，这一点在“移民法”的16（1）条中有明文规定。如果申请人未能履行此项职责，签证官必须拒绝该申请。
　　最终，法院的判决如下：
　　1、上诉被驳回；
　　2、维持原本决定，下达遣返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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