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应当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16日第1版上，刊出了梁慧星先生的一篇题为“不宜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时评。在文章中，梁先生建议，删去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下同）第一个条款中规定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字样，因为，这样的规定不仅将“立法目的”条款，混淆于“立法权源”条款，而且还将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混淆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对于梁先生的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笔者均不敢赞同。愿提出以下几点商榷意见，请教于梁先生并各位同仁。
　　第一，一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与“立法权源”，可以合并规定在同一个条款中。物权法草案第1条规定，制定物权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本文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规定“立法目的”，当然是正当的、必要的。但是，在阐明了“立法目的”之后，紧接着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以简洁的语言继续阐明物权法的“立法依据”或“立法权源”，既没有导致语义上的含糊或混淆，也不会让人产生歧义。我们可以说，物权法草案的第1条，规定的就是“本法”的“立法目的”与“立法依据”。从立法技术上看，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妥之处。
　　第二，在西方“三权分立”的体制下，议会的“立法权”确实来自宪法的授权，大致说来，议会的“立法权”确实不能包含“制定宪法”之权。但是，梁先生认为，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形成对照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依赖于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立法权，不是来自宪法的‘授权’”，就不够严谨了。
　　一方面，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诞生于1954年成立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根据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选举产生出来的；至于《选举法》的制定，又可以追溯至1949的《共同纲领》以及根据《共同纲领》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因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至少可以找到一部《选举法》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换言之，宣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依赖于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有违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立法权，同样来自宪法的授权。理由有二：其一，现行宪法第62条专门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其中的第3款就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这就是说，宪法已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了制定基本法律的“立法权”。其二，通过宪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立法权，不但是一个客观的既成事实，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试想，假如没有这项授权性规定，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全国上下都弄不清楚，到底哪个机构才是制定物权法这类“基本法律”的法定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不就是国务院？没有人知道；不过，经过宪法第62条第3款的授权，我们就明白了：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制定物权法等“基本法律”的法定机构，因为，宪法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授权性规定。
　　第三，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多数法律（比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等），都在第1条中表达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意思。这就说明，在法律中表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律领域内的一个“新传统”。这样的新传统，本身就具有规范的价值与意义，它既没有损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更没有对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任何冲击。
　　第四，梁先生所说的“个别法理学教授”以物权法草案未在第1条写明“依照宪法”的字样作为依据，指责物权法草案及其起草者“违反宪法”。对此，本文认为，“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这种“指责”是否合理，当然有讨论的余地（我个人的看法是，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反宪法，绝不能单看第1条中有没有“依照宪法”的字样）。但是，“个别法理学教授”的这种指责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即使这种指责不合理、不能成立，也不能说明物权法草案第1条写上“依照宪法，制定本法”字样，就如梁先生所言，“直接抵触和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综上所述，物权法草案第1条不写上“依照宪法”的字样，并不意味着物权法草案违反了宪法；但是，倘若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位”，必将有助于阐明物权法的“立法权源”或“立法依据”，有益无害，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