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2月17日，中国改革（2106）年会暨创新驱动高层研讨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文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的演讲内容，未经本人审核。 创新驱动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和新特点。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从战略背景、战略要求、战略部署、战略任务、战略保障和组织实施对创新发展理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这是我们贯彻落实创新发展战略指导性的文件。但是具体怎么落实，现在在学者之间，不仅经济学家，包括社会学、法学专家对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争论。我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创新发展应该是建立一个政府、企业、社会相互良性互动的机制，而不应该把政府、企业、社会对立起来，特别是政府、企业不应该对立起来。创新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完全靠企业了？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政府首先要为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要达到这一点，现在需要做得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家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是，辛辛苦苦搞了一个创新产品，很快就被别人山寨。东北一个治高血压的药叫施慧达，效果非常好，很快就被冒牌仿制。最后企业家打官司都懒得打了，根本没有精力去打官司。这方面事情很多。反过来，我们仿照国外产品，国外埋怨也很多。因此，在贸易方面我们经常受到一些指责。 政府如何提供监管、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非常重要。首先是知识产权，也包括产权的保护，现在是不是到位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反映没有完全到位。然后是在激励机制方面要有利于创新的人真正先富起来。但是现在捣腾两套房子比创新来钱快多了。这种分配机制也是政府需要下大力气调整的。另外，我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咨询委员，负责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调研。我们研究大学，还有科研机构的研究和企业之间的联系，目前为止产学研一体化存在很多问题，这方面政府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也有自己的责任。像我们重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量子通讯、大的射电望远镜研究，包括国外的哈勃卫星不是哪个个人自己创新出来的，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支持也不行。在小科学发展阶段个人思维很起作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力学完全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发展到大科学阶段没有国家没有集体的组织不行。对于微观事情的进一步探索，对于宏观宇宙进一步探索不是一个人可做到的。但是大科学阶段仍然需要个人的智慧创造很多理论。比如大爆炸理论、多维世界理论等等，都需要充分的学术自由、个人自由才能够创造出来。像大型粒子加速器就不是爱因斯坦、牛顿个人能搞出来的，需要国家统一组织。军事工业等一些基础的、国家要害的领域也不适合私人搞，需要国家来搞。这个阶段的创新发展不是国家看着企业自己搞就行了，不是这样，国家有它的重要责任。 从企业方面来讲，企业毫无疑问是创新的主体。国有企业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主体，创新才有潜力。企业在市场一线，最直接和消费者接触，最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知道消费者最需求什么，哪个方面是突破点，哪个方面可以打开市场。企业创新绝对是我们新阶段的创新发展主体。在赶超阶段，在产业规划、行业发展上，发达国家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也是将汽车、钢铁、建筑作为主导行业，在历史上中西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借鉴学习。但是到了创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就很难确定一个企业的发展，确定技术路线。这方面我们犯得错误不少。国际国内这方面制定的产业政策犯错的也不少，所以我们的一些产业政策受到了批评。 总体来说企业发挥创新驱动主体的作用在国内认识比较一致。我今天想特别强调一点，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在创新发展和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这方面我觉得国内关注得不够。单个企业有了重大创新，成为成熟批量生产的产品必须有行业标准。这个行业标准谁来确定，行业协会最清楚。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是主力，这方面我们现在差得还很远。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日本民间行业团体独立制定行业标准。首先是行业协会提出原始议案，然后交给日本工业调查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就成为行业标准。 再比如，德国规定任何个人团体、企业和国家行政机构都可以就某一方面的标准制定提出建议。目前德国60的行业标准是协会制定的，不是国家制定的。我到西门子公司访问，人家说自己公司的标准经行业协会认定以后成为了国家标准，甚至很多西门子公司的标准推广以后成为世界标准。事实是，企业的创新最后转成行业标准才能成为商业成熟的产品。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可能更加市场化一点。美国国家技术转让促进法规定，所有联邦机构在制定政策目标的时候必须使用行业标准组织制定或者转化的技术标准，政府自己基本上不搞什么行业标准。在美国除了医药管理局之外，没有独立的技术法规制定机构，有关技术法规都来自于标准化制定机构。美国有一个国家标准协会，下面参与的协会和社会组织近千家，大概有九万多个行业标准是行业自己制定的，包括手机、通讯都是经过行业创新以后行业认定的组织标准。这些协会标准不仅在美国国内有影响力，在国际上也有巨大影响力。比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石油协会、包装制造协会等等。我们收集到一个资料，美国行业协会用于制定行业标准的费用，到上世纪末（2000年）平均每年高达145亿美元。与政府制定相关标准费用相比要高400倍。美国行业协会在创新成果转化成熟产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方面跟我们国内行业协会比较我们的作用差得很远。我觉得谈创新也好，谈行业产业政策也好，国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关注不够。顺便提一下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争论。林义夫更强调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张维迎更加强调企业、市场在这方面的作用。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提到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和产业政策会发挥巨大作用？这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年会上，我们的副会长樊纲介绍了美国治理产能过剩，美国行业协会如何发挥了作用，这个经验我觉得很好。 目前，政府与社会组织没有很好分离，行业社会组织仍然是政府附属机构，它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李克强总理有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改革方案，要求2017年所有行业商会要实行分离，这是我们看到发展的政策方向。【《改革内参》记者贾存斗整理】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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