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

　　〔摘要〕作为“缓和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尼克松政府对东西方贸易政策做出了战略调整。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不仅全面推进和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同中国的贸易，而且从一般商品物资的“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到战略性的技术贸易领域，放宽和取消了对巴统战略性敏感技术所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
　　政策是尼克松时期美中和解的具体表现。在美国取消对中国贸易管制、取消巴统对中国的战略禁运以及取消“中国差别”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建设和投产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资的基础，打开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门。
　　〔关键词〕缓和；巴黎统筹委员会；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美和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尼克松以及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是冷战国际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高度关注的领域，重点多集中在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战略思想与“缓和”（dtente）的研究。同时，作为尼克松“缓和”战略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之一的美中和解，特别是1972年2月“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尼克松访华，也是国内外学界不断加以精彩描绘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作为尼克松政府推动“缓和”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目标，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同样引起学者的极大兴趣。从已有的研究论著看，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学者基本上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探讨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的演变和特点，特别是美国在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oftheParisConsultativeGroups）、制定管制清单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而对尼克松时期美国以放松和取消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管制为标志和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tradeliberalization）政策以及这一时期美国对巴统政策变化的相关研究，由于档案文献资料条件限制，或着墨不多，或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学者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遏制政策和巴统的历史，缺少对尼克松政府“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论述。随着尼克松时期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对外贸易在尼克松的“缓和”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试图依据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文献以及可资利用的中国方面的相关资料，对尼克松时期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源起、美国贸易管制政策的变化以及放松巴统战略物品出口管制的基本考虑、主要决策过程，特别是决策者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关键性的政策文件的制订，予以较为系统的考察。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贸易自由化”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是这一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这一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三、结论
　　作为“缓和”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尼克松政府在重新评估美国对东西方贸易的政策后，对东西方贸易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从对社会主义国家严格的贸易管制，转向主张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正是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不仅全面推进和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同中国的贸易，而且从一般商品物资的“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到战略性的技术贸易领域，放宽和取消了对巴统战略性敏感技术所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决策者内部对贸易管制政策的重审主要包括：管制措施的有效性、管制对共产党国家所产生的战略影响、对盟国关系的影响以及包括诸如美国的出口、国际收支、美国政府同美国企业界及劳工之间的相关因素，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形成付诸实施的政策文件。从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发布NSSM文件206份，其中有关对外经济政策、巴统战略、东西方贸易和对中国的贸易问题的文件有26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同一时期还发布NS2DM文件264份，专论上述主题的文件有24份。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决策者对经济贸易在“缓和”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高度重视。
　　放松东西方贸易管制以及允许向共产党国家出售先进技术设备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宏大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服务于“缓和”战略的需要。虽然尼克松政府充分考虑到把经济问题同与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与中国的政治谈判结合起来，但政治上的考虑是优先的。在放松贸易管制特别是向共产党国家出口先进技术设备的决策上，尼克松政府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是明显和激烈的；国务院对“贸易自由化”政策持最为积极的态度，而国防部则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由，基本上持反对意见，其他重要部门如商务部和财政部虽支持“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建议，但大多持谨慎的态度和立场。基辛格的态度很多时候也是较为谨慎甚至是保守的。在这些重要的决策过程中，尼克松总统本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放松出口管制以及向共产党国家出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其步骤是有序的，采取的政策措施迅速而有效。从采取积极步骤放松甚至取消有关管制，到修订国内重要立法，从而保证了“贸易自由化”政策所必需的国内法律保障。在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上，尼克松政府从放松一般性的贸易管制及旅行限制，到缩小和取消“中国差别”以及允许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技术设备，体现了贸易在中美和解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有关巴统的安全贸易管制方面，尼克松政府主要考虑了三点：减少在巴统组织内使用否决权；缩小巴统禁运清单以及使美国的禁运清单逐步同巴统盟国相一致。因此，在实践上，尼克松政府一方面放宽了对巴统盟国向东欧国家及中国出口敏感性技术设备的限制，如同意法国向波兰出售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设备和技术、同意英国向苏联出售先进计算机以及向中国出口卫星地面站等；另一方面，也开始利用巴统的“例外程序”，扩大出口禁运物资和限运物资，美国成为这一时期利用“例外程序”最多的国家。尼克松政府对巴统的政策，从巴统内部瓦解了巴统战略物资和技术禁运的体系。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尼克松时期美中和解的具体表现。同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美国的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取消对中国贸易管制以及取消巴统对中国的战略禁运，特别是在取消“中国差别”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从而使中国对外贸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面向共产党国家为主的传统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向发展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为主的新格局过渡。1970年代初期中国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进的大型先进设备的安装和建设地点的选择，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重新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即从突出和强调三线建设的西部地区，转向东南沿海地区和中国传统的工业发达地区。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建设和投产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资的基础，打开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门。
　　（美国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马里兰大学张曙光教授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美国空军学院张小明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何慧教授、北京大学郭洁博士提供了相关资料，特致谢意）
　　收稿日期20090713
　　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